从“高考独木桥”到“名校独木桥”如何化解高校生源危机与社会高考焦虑？

2014年高考双休日开考，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在连续下降5年后首次出现反弹，达到939万人，生源下降带来的高校生存危机似乎得到缓解，但更深层次的危机已经显现，高校必须未雨绸缪。一些高校不仅面临严峻的招生困境，录取后不报到现象也越来越严峻。很多高职高专的不报到率超过30％，一些地方本科不报到率超过10％。生源危机持续发酵已为高校生存带来严峻挑战。

而与此同时，在今年高考期间，不少媒体都把目光投向位于安徽六安大别山脚下的一所学校——毛坦厂中学——刚刚播出的《舌尖的中国》第二季，有该校学生父母为学生送饭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这所学校有着一连串神奇的数据：2013年高考考生11222人，一本达线2503人，占22.3%，9312人过本科线，达线率82.3%，并且连续4年都保持如此水准，有网友称其为“亚洲最大的高考机器”，而这所中学所在地，则被称为“高考镇”，一切围绕高考进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对于这种现象——一边是高考升学率逐渐提升，一些高校陷入生源危机，一边是高考焦虑日益严重，各地出现专门针对高考，甚至有些妖魔化色彩的“高考加工厂”和“超级中学”——很多人感到不解，高考资源已经逐步丰富，为何高考焦虑有增无减？这貌似“矛盾”的现象，正折射出我国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即高考还没有打破一考定终身，从当年的“上大学独木桥”，变为“名校独木桥”，一些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院校并没有回报给受教育者高质量的教育，被考生抛弃，于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高考压力的缓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进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深化高考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给每所高校平等的发展空间。

“打破一考定终身”需招考分离

新华社在高考开考前发了一篇报道，称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及高校先行先试，打破“一锤定音”的录取模式，探索更科学、多元的模式，为新一轮高考改革探路。比如在浙江，今年有34所高校在录取时不仅看高考成绩，还要参考面试成绩和高中平时成绩。这三者的比例分别为50%、30%、20%，被称为“三位一体”式选拔。在今年浙江30余万考生中，通过这种模式录取的考生将为3470人。

这被舆论解读为建立了多元评价体系，扩大了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是高考改革的积极尝试。但其实，根据具体的招生录取规则分析，这种在集中录取框架内的“三位一体”改革尝试，价值十分有限，首先，考生要获得试点校的“三位一体”招生资格，必须事先参加该校的面试，否则，就失去机会，这种操作办法，可以推广到其他高校吗？如果全国高校都采取这种方式，每个学生在高考前要赶多少学校的面试场子？其次，“三位一体”试点高校被安排在提前批招生，这意味着，考生只能把这所学校填报在提前批第一志愿方可获得资格，这其实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而高校在录取时，只能对投档进来的学生，按照高考分数、面试成绩和高中平时成绩重新计算综合分排序录取，这种操作方式，与艺术类、体育类考生的招生，按照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总分录取录取，并无本质差别。“三位一体”的“改革”，表面上看，高考分数只占50%或60%的权重，摆脱了唯分数论，但在提前批投档时，考生的高考分数必须达到投档条件，只有投档进高校，高校才可能“三位一体”，这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大学具有充分的自主权。

事实上，只要纳入集中录取，高校实行的招生，就不是自主招生——“三位一体”招生如此，90所高校的自主招生也是如此（自主招生和是集中录取制度相嫁接的）——包括后来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采取的招生方式，都是类似的“三位一体”，放在提前批招生。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投档权还是掌握在教育考试部门，而每个学生在高考录取中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对于打破一考定终身，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改革，去年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强调，以此观之，真正有价值的“三位一体”甚至“多位一体”，是建立起基于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体系，最方便的操作是，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变为评价，高考成绩公布后，每所大学自主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考生同时可以申请若干所高校，高校独立进行录取，在录取时可结合考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每个考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确认，如此，扩大了学生选择权，也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真正建立起多元评价体系。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消息，今年将公布高考改革方案，我们期待高考改革方案能以考试招生分离为基本原则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而不能只是在现有录取制度框架内进行价值并不大的学科调整、分值调整。此前传的沸沸杨的英语科目改革，实质就是科目改革。

高校平等竞争自主办学方可扩大学生选择空间

有一些人担心今年高考人数的增加，会影响到高考录取率，使高考竞争激烈，这种担心从全局看，是多余的。在近年来的高考中，每年都有上百万的考生在考后放弃填报志愿（达到二本线的想上一本，或者达到三本线的想上二本），以及被录取后放弃报到（对学校或对专业不满意），因此，增加的27万，相对于这放弃的100万，并不算什么，而那些往年学生报考不踊跃（甚至在一些地方招生中遭遇零投档）、报到率不高的学校，也不可能看到高考报名人数增多而高兴起来，对生源的吸引力不高，报考人数再怎么增加，也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总体看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但却人为地把高等教育资源分为三六九等，高校被各类教育工程、计划以及高考录取批次分为985高校、211院校、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再加上在当前的人才评级体系中，采取简单的学历标准，这导致整个基础教育，都把一本升学率，尤其是上985高校、211院校作为办学目标，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不上一本，就不算上大学的观念，认为上二本、三本、高职高专根本没有出路，还不如去打工。

我国高考升学率已经超过75%，但一本录取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9%左右,当大家都把一本作为升学追求时，可以想象，这样的高考竞争甚至比10年前还要激烈——在高校扩招之前，虽然整体录取率不高，可上大专，也被认为很不错了。

二是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无法办出个性、特色和高质量，有的高校甚至从一办学起，就在做贩卖文凭的生意，这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高的情况下，还会有一定生存空间，而随着大学生人数增加，大学生就业难，再这样“空心化”办学就没有出路。

当前，不少舆论在呼吁高校要面对生源危机积极进行转型，但问题是，高校有转型的自主权吗？他们能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自主设置专业、开设课程，采取适合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吗？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放权改革的进程十分缓慢。

生源的危机的出现，会对推进教育改革起到一定的“倒逼”作用——如果再不把办学自主权交给高校，让高校能针对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课程，办出特色，将会出现一批学校因生源危机而破产，这是教育部门必须正视的问题。“倒逼”能否起到作用，取决于政府部门最终是否放权。

另外，要让每一所大学办出特色，还需要给学校平等竞争的空间，这也是扩大学生选择权，从单一的成才模式走向多元成才模式的必然要求。做到这一点，我国政府应该退出对高等学校的行政评审、评价，取消各种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取消一系列教育歧视性政策，打破分批次按计划集中录取，不再把高校分为什么一本、二本、三本——在目前的教育管理体系中，民办院校相对于公办院校低人一等，职业院校相对于普通院校低人一等——政府部门要做的是，依法监管每所学校依法办学、平等竞争，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各类学校才会办出一流水平，都成为受教育者值得考虑的选择。

这才是我国发展教育的根本出路，不但拯救面临生源危机的高校，也为受教育者提供多元成长的空间，把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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