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在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有这样一份来自科教界的数据引发了广泛关注：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培养420万名硕士、50万名博士，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不过，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黄宝印同时坦言，我国博士培养面临着规模和数量较大但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近年来，中国科教界一直在试图破解“钱学森之问”。不久前，2013年度诺贝尔奖颁发，中国人依然无缘自然科学奖。每逢此时，很多人都会想起一个近乎“老套”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难以培养出世界顶级的创新性人才？个中原因纷繁复杂，但我们人才培养的“淘汰制”始终难以落实，恐怕要承担难以推卸的责任。
今年5月发布的《201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再创新高，达到约176万人。报告同时指出，过去几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整体淘汰率不到5%，而在许多教育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可能高达30%～50%。
研究生数量屡创新高，但整体淘汰率远低于国际。如此反差是否预示着，我国研究生整体培养能力已位居国际先进水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曾经，清华大学某教授把其所在院系的博士生与美国顶尖高校毕业生进行比较，发现在学术水平上，清华优秀博士生完全可与美博士一较高下，但如果比较平均水平，则高下立现：我们有一半的学生甚至没能力在国际刊物或者会议上发表论文。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低淘汰率并不是我们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亮点成绩”；恰恰相反，它折射出我国高层次人才输出“重量不重质”的尴尬处境。要提高研究生整体培养水平，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恰恰是如何严格淘汰“不合格者”。
事实上，对于我国高等人才培养缺乏相应淘汰机制的诟病，业界久已有之。对其产生的原因也有诸多论述，如高校过分看重毕业率，社会舆论压力过大，乃至高校本身淘汰标准不明晰所带来的执行难等，不一而足。
上述论证看似理由充分，实则并非如此。
在高等教育领域，很多表面问题的实质其实源于大学治理的深层次矛盾，学生淘汰机制的缺失也是如此。众所周知，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基本要求便是“学术治校”，即按照学术要求对高校的科研和育人进行管理。这就要求高校必须能自主设立培养目标、方式，并对学生是否达到学术标准作一明晰判断。当学生未能达标时，高校便可在排除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对学生实行严格的筛选与淘汰，这自然就会产生“淘汰率”。
在西方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高校之所以能严格贯彻淘汰机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掌握学术自主权，可不受干涉地对不达标学生进行淘汰，从而实现研究生整体水平的质量保证。
反观国内，虽然“学术治校”一直是各高校孜孜以求的权利诉求，但目前看来，距离这一诉求国内高校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此，我们可对中美两国的情况稍加比较：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可以按照自身特点进行招生，所涉专业、课程以及学位授予工作也可独立进行。然而，对于国内情况，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全国两会上的一席话便已作了最好概括——
“我国的教育改革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放权，现在人事、财权、评估、毕业证书发放等权力都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校被捆绑得一点活力都没有。”
换言之，中国高校还难以摆脱“行政治校”的藩篱。于是，原本简单、明晰的学术评价标准变得模糊，甚至失去应有的公允性，根本无法完全依照学术本质要求制定，更遑论严格的淘汰制了。
也正因如此，此次全会的公报中明确表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然而，一所高校要实现真正的独立思考却绝非易事。这需要教育管理部门、高校本身，乃至高校内部学术群体三方，在身份定位上重归理性。
教育主管部门定位的理性回归，是“学术治校”的前提。要实现“学术治校”，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变“家长”为“保姆”，在保留一定监督权的同时，将行政权力下放，把主要精力放在为高校排忧解难、提供便利上。
高校定位的理性回归，是“学术治校”的根本。长期以来，国内高校在高等教育的权力层级中一直扮演着“中间者”角色，即对上服从于行政主管力量，对下把持各项管理权。要实现学术治校，高校也应在权力下放的同时，尊重教授权利诉求，给教授以最大的信任和空间。
校内学术力量定位的理性回归，是“学术治校”的动力。要实现“学术治校”，校内学术力量须真正扮演起“主人”角色，敢于运用权利，将治校权握于掌中。校内学术力量权利意识的增强，才是推动“学术治校”的最强劲的内在动力。
概言之，只有真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新人才培养之惑才能得到真正解决。而要达成该目的，我们的视角并不能仅限于淘汰制本身，而是需要广泛思考，深入求索。
大浪淘沙，始见精华。(周一平 )
《中国科学报》 (2013-11-25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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