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质询教育部。

曾在历年全国两会上炮轰“周老虎就是纸老虎”、批评“90分铁道部”、逼问卖票制度不合理，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被称为“葛大炮”、“犀利老顽童”。

今年两会，他在未被点名发言的情况下，在会场上突然起身，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追问考研泄题案，要求教育部道歉。这位67岁的老人称，如果教育部不追查不道歉，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行使政协章程中规定的权利

此次“炮轰”教育部，不少人在葛剑雄的微博上留言，向他致敬。但在葛剑雄的眼里，“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大家的反应有点过度了。”他对记者说，在政协的会议上要求领导做出解释，或者提出某种合理的要求、质询，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不仅可以跟部长，甚至可以跟更高的领导提。

对于自己多年来“炮声不断”，葛剑雄认为自己不过是依法讲真话。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遵守宪法和国家的法律，遵守政协的章程。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保证自己的提案实事求是。他是在行使政协章程中规定的权利。“比如这次，我们以教育界别40小组的名义发了一个快报，要求教育部回应考研泄题的问题，这是我们5年来第一次动用这样一种形式，就是要引起领导的重视。”

至于道歉，葛剑雄说，他并不是要袁贵仁个人道歉，而是要求相关教育部主管部门道歉，如研究生司，或者是考试中心。

建议政协委员部分专职化

葛剑雄曾说，自己在两会期间是“公共产品”，只要有时间，对采访、提问来者不拒。但事实上，葛剑雄除了是政协委员，他还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有自己的岗位和研究，履职和工作难免有冲突。“现在的机制只能够保证我们的会议期间(全身心投入政协工作)，在会议外的话，并没有给我们安排时间，这个的确是有困难的事情。”

葛剑雄已将近70岁，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他曾说，“如果像我这样的‘公共产品’多了，我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他多次提出，能不能增加一些专职的常委或者委员，“今后真正要使政协委员行使一些他的职责的话，的确是需要在时间上，工作条件上做出一些安排的。”但在目前没有做出安排的情况下，他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变化，比如通过网络了解情况等。

“(有时候)别人给我反映什么情况，我只能在逻辑推理上看看他是不是合理的。如果要我们去调查核实，那我们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也没有相应的机构协助我们做这样的事。”葛剑雄说，他只能“尽心尽力”。

即将告别，还是可以有所作为

3月13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闭幕。葛剑雄中午发了一条略带伤感的微博：“回住处后遇到的委员，都在相互道别，因为本届的最后一次大会结束了。但本届委员的任期要到明年3月3日下届开幕时才正式完成，还是可以行使委员职责，如提案、反映社情民意。常委还有三次会议，包括选出下届委员的最后一次常委会。面对公众的期待，尽管未必能使大家满意，尽心尽力而为吧！再见北京！”

回顾这几年的履职经历，葛剑雄说，他最大的感触是每个人都要在现行的制度下面尽心竭力。“如果尽了力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并不像有些人讲的，你们(政协委员)是完全没有用的，或者完全成了摆设。”

会不会继续争取当下一届委员的机会？葛剑雄说，这不是个人决定的，政协委员是按照政协章程被推荐和协商出来的。“我觉得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其自然。”

最关注义务教育：应公布最低标准

“一般每年大概总有八九个提案，这是第5次了，总归来讲三四十个提案是有的吧。”回忆这5年来提出的提案，葛剑雄说，他最关注的还是义务教育的问题。

葛剑雄说，“我们现在从表面上说，从总的说，义务教育已经实现了，但实际上中间的缺漏还是相当的多。国家应该公布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如学校食堂、操场面积、教室容纳人数、校车接送制度……各地可因地制宜自设标准，但当地的所有学校必须都达标。”葛剑雄说，如果每一个学校都能做到这个最低标准，“那我想发生了地震不会是学校首先倒塌，也不会发生‘学生没地方吃饭要站在外面’这样的事情，因为相关的硬件都是有规定的。”

质询背后是责任的承担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要求教育部就考研泄题事件道歉；全国人大代表叶惠贤批评春节晚会泛滥成灾浪费钱财；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对财政部财政收入增24%的指数公开表示“财政部的态度我不满意”……

昨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点评说，“质询”的背后，是对责任的承担，也推动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发挥作用。

毛寿龙认为，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言，有很多权利可以行使，但许多人并没有用足，手头还有“空间”，在“两会”中，针对“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都有一定的反对票，这些反对票和发言一样，每张反对票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理由，是进步的表现。

在他看来这部分“炮手”的存在是可贵的。一个代表或委员对应几十万的选民。就目前而言，可能有的代表不会晓得，自己背后的67万选民真正在想什么，所以有部分发言、提案、议案缺乏实证研究。所以，这就对代表、委员的履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民众关心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形成相对集中的提案、议案，包括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预算或政策设想，真正地体现出代表民众参政议政的能力，同时，对于问责机制也必要进行一定的研究，让他们提出的建议能够切实得到反馈。记者龙源李柯夫

湖南声音

在当前的拨款机制下，即便4%的教育经费到位了，也很难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

——罗和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校长)

背景：3月6日下午，在参加湖南团小组审议时，罗和安提出，建议由国家财政统筹高校教育经费，并分为非竞争性和竞争性拨款两类进行分配，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健康发展。“如果4%的教育经费能够到位，我相信农村教育、校车安全等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但关键要看如何对这4%进行再次分配。”罗和安认为，当前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过于陈旧，存在一定缺陷。

根治“奢侈病”，关键在政府。

——何清华(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中南大学教授)

背景：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四次大会发言上，何清华直接批评当前中国社会的“奢侈病”现象，并指出只有政府以身作则，带头采取措施，通过治理“三公”消费及大幅提高对奢侈品的征税等办法，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奢靡浪费行为的蔓延。

质询声音

他(财政部长谢旭人)还说，政府收入的多少和老百姓的收入是不相关的。怎么会不相关呢，一个蛋糕怎么切，你切多了，他就少了啊。财政部的态度我不满意。

——李剑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背景：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财政收入增24%合理，对此李剑阁反对说，“他(谢旭人)说按现价GDP，去年增长17%，所以我收24%是合理的。就算17%到24%差7个百分点，按照现价GDP来算，应该是同步的，高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高7个点无论如何就说不过去了。而老百姓呢，用名义GDP也好，可变价的或不变价的去计算也好，城市只涨了8.4%，农村只涨了11.4%。那你怎么解释呢，财政(收入)涨是有道理的，老百姓(收入)不涨有道理吗？他的解释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任何一个老百姓也不能接受，这个解释是强词夺理。”

海鲜(价格)降下来没？

——麻建国(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江苏省委副主委，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

背景：3月5日，北京国际饭店，在政协分组致公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副省长林方略第二个发言。他建议政府工作报告要充分体现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在谈到海南旅游人数由2010年的2600万到2011年增至3200万人，尤其是境外的游客人数很多时，坐在不远处的麻建国突然插话，“现在海鲜(价格)降下来没？”会场内顿时安静下来，半秒后爆发出哄堂大笑。副省长匆忙回应：“这是个题外话。”

一些医务人员连基本的医疗道德底线都没了。

——钟南山(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背景：3月6日，在广东团媒体见面会后，钟南山直言，产生医疗乱象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医务人员连基本的医疗道德底线都没了”。当被问及“为什么敢说实话和真话，为什么跟其他代表委员不一样”时，钟南山反问道：“什么叫为什么讲真话？难道提倡讲假话吗？本来就应该讲真话。”

为什么不公布基尼系数？

——李毅中(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背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7日列席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分组讨论。针对李毅中、厉以宁等委员的发问，马建堂回应说，中国居民收入的调查是分开搞的，对城镇居民调查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调查纯收入，指标不完全一样，基础数据是分开的，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计算全国统一的基尼系数。

凭我的工资收入，肯定是买不起房。因为在北京要买一套像样的房，不是我的工资收入可以解决的。房价高这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的房价到现在这个样子，谁都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泡沫现象。

——贺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背景：2009年，贺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的采访时说，“你这样知名主持人的收入，我这样的干部级别，都不能为自己买一套像样的住房，更多的人都没办法买了。原因是两个：一个是政府炒地，一个是社会资金炒房。”

3年后，当再次被问起这个问题时，贺铿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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