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改革问题，对于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近年来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目前正在进行深入调研，准备启动新一轮改革。这里，就此谈些个人认识，以期抛砖引玉。

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研究生教育，到底应当如何进行目标定位？从社会需求和毕业后的就业方向看，可以分为培养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学术型人才是毕业后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等学术活动的人；而应用型人才则主要是从事其他各种非学术型活动的人，包括企业岗位和管理岗位的工作。具体分析如下。

博士生培养：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培养研究型人才，或者说学术型人才，重点是为教学和科研单位培养新人。对于绝大多数领域来说，如果不想选择研究方面的职业，那么，就没有必要读博士(当然，人文社会科学可能有些例外，有博士学位有利于进入政府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等；此外还有医学和兽医等专业，有应用型的临床博士)。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需要进行根本变革。改革开放之初，硕士生培养的目标是学术型人才为主，因为那时博士教育还很不发达。现在博士生招生数量已经大幅度增加，超过了十几年前的硕士生招生数量，从而成为研究型人才培养的主流。从前些年的就业情况分析，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比博士生和本科生都低，主要原因是“高不成、低不就”：从事学术研究远不如博士生，而在实践技能方面比本科生高不了多少，从而受到用人单位的冷遇。

专业学位硕士生培养：为了解决上述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定位的偏差，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行专业学位硕士教育，目标就是在硕士层次上，培养应用型人才。重点是要加强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职业能力的训练，使其毕业后直接进入社会就业。

目前，我国的绝大多数学科，都处于博士、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教育并存的状态。这是一种过渡状态，其中存在着很多矛盾和不顺畅之处。从社会需求来看，学术型硕士学位作为一种独立的学位状态，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应该予以取消。研究生培养的种类，就是两类：为研究型岗位培养博士生，为应用型岗位培养硕士生。就这个意义看，所有的硕士毕业生，都应该是应用型人才。

根据这样的理念，可以构建出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博士生培养的1＋1＋4模式和硕士生培养的1＋1模式。具体一点说，对于刚入学的硕士生，不再区分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类型，第一年的课程统一，强化公共课和基础课，同时，尽可能地让他们接触一些实验室工作；根据第一年学习情况和实验室工作表现，对硕士生进行分流，其中适合进行学术培养的学生，作为硕博连读候选人，第二年继续进行专业课程学习，为博士学习做准备，并从第三年开始，无需考试直接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其余的学生，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第二年进行实践锻炼和撰写毕业报告／论文，然后取得硕士学位毕业。

学生自己当然具有选择权：那些希望读完硕士学位就去就业的人，在第一年的学习之后，可以放弃硕博连读的选拔；而那些希望走学术之路的人，就要表现出自己的学术潜力，争取被选拔。

招生制度改革的选择

目前，对本科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对于自主招生，关注很多，但是，对于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关注却不多。实际上，研究生的自主招生，比本科生更为迫切，更为可行。

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导师权力与招生公平的关系。一方面，研究生的培养中，导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主要职责，这是与本科生教育的显著不同。因此，就应该给予导师较大的选择权力。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相对公平和避免滥用人情关系，也需要有统一的基本要求。例如在美国，研究生的录取除了看以往的学习成绩、推荐信、简历以及自我陈述之外，也有相关考试的成绩要求。

在国外发达国家，人情关系对于研究生招生的影响不大，主要原因可能是：一是研究生培养要求严格，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素质，是没有办法毕业的；二是就业市场已经高度公开化和竞争化了，没有真才实学，光有学位文凭，也找不到工作。而这些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尽管绝大部分导师会珍惜自己的声誉，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做保障，也难免会有些导师迫于各种压力而“放水”。因此，一定的硬杠杠要求和程序的规范是必要的。

在硕士生招生方面：首先，应该加大优秀本科毕业生推免上硕士生的比例，对于重点研究型大学，可以提高到30%以上；其次，对硕士生招生考试方式进行改革。可以借鉴国外做法，国家每年组织若干次公共课和基础课考试，考生自愿报名参加；而各个招生学校或者专业，自行决定自己所需要的考试科目和最低分数要求；达到基本要求的考生，可以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一起，直接投报有关学校和导师；各个导师组(以专业为单位)进行面试，并最终决定录取与否。如果国家目前大的政策一时难以改变，也可以先做一些小的调整：可以尽可能调整国家考试科目笔试的最低要求分数线，或者让更多的学校自定分数线，让更多的考生进入复试环节(如按实际招生2：1的比例)。同时，可以考虑取消统一的招生单位自命题专业课考试，把专业课考试的权力交给专业导师组。

在博士生招生方面：主体应该是通过对在读一年级硕士生的考查，择其优秀者直接转为博士生；此外，也可以另行招收少量硕士毕业生，作为补充。从硕士毕业生中招收博士生时，可以利用现有的外语测试成绩做标准，结合大学和研究生成绩单、硕士论文、研究工作经历和推荐信等，进行考查。经专业导师组面试通过者即被录取。

就研究生招生而言，有时还需要考虑破格录取的情况。对于有特殊才能的考生，可以破格，但是，必须事先制定出破格录取程序规定。例如，可以把破格录取的权力，赋予学校学位委员会或学院学位委员会，或者组建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进行审定。

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制

目前，大部分学校的学术型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年限均为三年。这与国外刚好相反：国外硕士培养年限比较短，一般一到两年，而博士的则比较长，通常四五年或更长。近年来，不少学校已经在进行改革，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调整。我认为，从前述研究生培养定位和模式出发，把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缩短为两年，博士生培养年限延长到四年，是比较合适的。

延长博士培养年限，是一项多利之举。对于学生来说，多一年研究工作，对于提升研究能力，增强就业竞争能力，很有好处；对于导师来说，是多了一年科研的好助手，第四年的博士生对科研工作很熟悉了，工作起来会很顺手，会出更多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于学校来说，博士生招生指标紧缺的问题，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延长一年，等于增加了1/3的在校博士生数量，可以让更多的副教授有招收博士生的机会；对于国家来说，这样会显著提高我国博士培养教育的整体水平。

缩短硕士培养的年限，会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人会担心硕士生培养质量的下降。这实际上是没有看到硕士生培养定位的变化：从学术型转为应用型。对于一个具体的学校来说，反对的意见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只有硕士点而没有博士点的专业，二是只有硕士指导权而没有博士指导权的导师。前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打通相近专业的办法解决，无法打通的少数专业则可集中力量培养专业硕士；后一个问题可以通过赋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办法解决。

导师的责任和遴选

导师的责任，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专业培养的责任。这无疑是导师责任的核心。名师出高徒，导师的视野、水平和能力，导师及其团队和实验室，决定了研究生的研究选题水平、研究手段，从而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水平和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第二，学术道德建设的责任。主要是导师自己要严谨治学，言传身教，同时对研究生严格要求，强化学术规范，抵制浮躁虚夸，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第三，项目资助的责任。尤其是对自然和技术科学来说，非常重要。研究生不仅是培养对象，也是重要的科研工作参与者，从科研经费中得到一定的酬劳，是应该的。对于研究生的项目资助能力，也是导师研究能力的直接反映，是培养条件的重要保证。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校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给予支持。

硕士生导师的遴选，问题不大，而博士生导师的遴选，比较复杂。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一是博士生招生指标国家控制，对于中国农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来说，指标明显不足；二是由于教授晋升标准的不断提高，现在副教授的水平可能与一些教授的水平接近甚至更高，如果只让教授当博士生导师，而优秀副教授不当博士生导师，是不合适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给予所有教授和副教授同等的博士导师资格；同时，在每年具体分配招生指标时，各个学院或专业制定出明确的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要求，只对达到标准的导师分配招生指标。这样，确保让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最好的教授或副教授，分配到博士招生指标。这样，才能够保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学校的资源，确保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研究生的学费与奖助制度

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应该对所有的非定向全日制研究生实行奖助制度。

按照以上研究生培养定位思路，实行“1＋1＋4”和“1＋1”的培养方式，在硕士生入学后的第一年中，没有身份上的差别；进入第二年的学习，准备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和准备毕业的研究生的学习内容有了差别，也可以说是有了身份的差别。为了避免人们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偏见，无论研究生在读完两年继续攻搏，还是取得硕士学位毕业，都不实行差别化的学费和奖助政策，而应该实行同等待遇。从我国的国情和传统出发，可以对所有全日制硕士生免除学费，并提供能够满足基本生活费用的津贴。

对于博士生，由于他们不仅仅是培养对象，并且是科研工作的重要力量，不仅要免除学费，并且要提供比较高水平的助研津贴。具体标准至少应该在硕士毕业收入的一半以上。

研究生所需要费用的提供，主要是由学校和导师分别负责。其中，导师应当以研究项目经费负责博士生的助研津贴，而学校负责硕士生的生活津贴以及所有研究生的其他公共服务。对于导师提供的助研津贴，学校应制定最低标准。

除了上述博士生的助研津贴和硕士生的生活津贴之外，还可以设立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一定的额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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