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读书梦，见证复兴路
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家里出个大学生就意味着有了“见世面”和“有出息”的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文化复兴则是通向文明、富强和繁荣之路的基石
诗人陆游曾写道：“吾家世守农桑业，一挂朝衣即力耕。汝但从师劝学问，不须念我叱牛声。”这首诗，映照出农民家庭自古以来的生存状态和美好追求：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我的祖辈有过悠长的读书梦。1939年的一个冬日，爷爷推着土车去衡山修铁路，想挣点钱养家糊口，一车泥土能换一个纸条。两个月后，他拿着一把纸条去兑换钱，途中见一人“知书达礼”，便颤悠悠地从衣袋中拿出纸条让其辨认。谁知，那人却暗中偷梁换柱，用同类的纸条把爷爷几个月的血汗钱骗走。结果，钱没兑一分，还挨了工头一顿毒打，爷爷又气又急，口吐鲜血，卧床不起。临终，他对奶奶说：“我这辈子吃了不识字的亏，就是卖掉家产也要让伢子学文化，长见识！”他把唯一的希望留给了父亲，带着未竟的读书梦离开了人世。
父亲8岁时，奶奶忍痛卖掉了陪嫁的银戒指与手镯，把他送到一家私塾。没想到，入学不到两天，就被地主赶了出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鬼蛋还想读古书？欠着我两担谷，老老实实替我家放牛还债！”于是，父亲的读书梦又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我5岁那年，他把我与二姐一起送进学堂：“赶上了好光景，你们有书读了。只有读书，才能跳出农村，才有出息。”并且形象地说：“肚中有了墨水，就是变只狗，到了城里，也能多拣点骨头。”我从父亲那种坚定且充满期盼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信心和力量。
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亲高兴得以为家里真的要出“秀才”了。谁知，我参加1979年高考落榜，大学梦被击得粉碎。父亲并不气馁，让我一边种田、一边自学写作，在农村改革发展的热潮中寻找出路。经过13年不懈笔耕，我于1992年被衡山县委宣传部破格录用为新闻专干。1995年2月，我又被调到衡阳市委机关工作，终成“草根世家”的第一个“秀才”。2010年8月，儿子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我家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学生。在学校，他以祖辈“读书梦”为背景进行创作，作品获得了一等奖。
国家富，民则富；国家强，民则强。回顾一家四代人的读书梦，我深切地感到，我们党将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也为无数人的梦想铺设了平台。目前，农村早已普及9年义务教育，城乡居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读书梦离我们不再遥远。
历史早已充分证明，没有国家的强盛，哪有实现个人梦想的空间？没有国家的富裕，怎会有个人的小康？家国共梦，国家强大了，每个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而只要怀抱梦想，努力奋斗，把握机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家里出个大学生就意味着有了“见世面”和“有出息”的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文化复兴则是通向文明、富强和繁荣之路的基石。感悟祖祖辈辈的读书梦，我体会着艰辛，更看到了希望。
行政执法亟待资格把关 法律底线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
“合同工”、“临时工”再次聚拢舆论目光。《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
广东此举并非首吃螃蟹。自2012年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河南、重庆、黑龙江、云南昆明等多地先后出台过“禁止临时工参与行政执法”的明文规定。广东此次仍能引发舆论“激动”，盖因现实与法理的错位：临聘工、合同工，仍是当下执法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屡见报端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事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前台当“挡箭牌”。最近陕西延安城管执法人员被指残暴地“跳起来踩头”，当地回应也称“涉事人为临时工”。
法理上早已丧失了正当性，现实中却总能顽固生存，当然有现实的复杂性：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是“正规编制少、工作量大，我们又有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任务，不得已而为之”；拿不到桌面上说的则可能是，“临聘人员”执法，比起正式职工来成本小、干活多、好管理、易指挥，出了问题还可以断尾求生，不啻一道便利的“防火墙”。
可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容忍“小道理”随便就挤走“大道理”，也不该容忍法理向现实无限度地迁就妥协。一波又一波的“临时工”横行执法，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已严重冲刷了权力公信，成为法律威严之“伤”，必须着眼于全国范围，正本清源，有一个“一揽子”解决思路。
首先是再度明确临时工执法的非正义、违法性。行政单位不能非法用工，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凡签订合同就是单位职工，“临时聘用”显然不能成为避责的挡箭牌，相反，追究起责任来甚至要“罪加一等”——为什么要聘用这么多临时工？如此倚重临时工干活，“正式工”是否涉嫌团体性偷懒？
其次是对辅助人员的规模、权限、任务必须廓清边界。即便有的领域暂时离不开临聘人员，需要时间过渡，哪些工作可以做，哪些工作不能做，也必须限定得一目了然，绝对不能眉毛胡子分不清。有权必有责，无责必无良，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随意将执法权授予临聘人员，一旦闯祸被揪出来，执法单位必须被倒追责任。法律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规范权力运行的。行政执法队伍，尤其要成为依法执法的典范。
短期来看，有些单位使用临聘人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苦衷，但苦衷绝不是对法律置若罔闻的借口。苦衷之外，还有起码的底线——无条件地遵守法律、确定性的执法授权、极高透明度的公众监督，这些都是行政权运行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容任何状况压倒的最大道理。法律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这是我们对待行政伦理的基本态度，也是树立法治思维、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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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20万聘任制公务员的诱惑 北京市将首次以聘任制面向全国公开招聘6名公务员，担任市科委、交通委和经开区管委会三部门的高级主管职位，年薪不低于20万元。消息甫出，引起关注。（相关报道见昨日《京华时报
地方试点公务员聘任制，早有先例。但北京市“海选”聘任制公务员，引发舆论关切，离不开两个看点——“无编制”“高薪酬”。而它指向的公务员选任机制“转轨”，也承接着公众对打破“铁饭碗”的期待。
在“考碗族”盛行的语境中，这“饭碗”是铁的，还是磁的，对公众的观念导向判若天壤。“公考热”高烧不退，就跟“铁饭碗”的诱惑有关。
也因如此，不少人担心这会加剧“寻租性努力”，造成人才配置的失衡。而聘任制，无疑是可行的纠偏路径：以弹性的合同管理取代刚性的身份保障，以绩效评估为支点，建立起“能进能出”的灵活机制。在“能者上”的淘汰规则下，这也能提升行政效率。以聘任制为杠杆，撬动低流动的任用机制，或能消融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公平。
当然，在推行聘任制时，须规避“干扰波”。聘任公务员，也少不了资格审查、考试测评等环节，它须依附于程式化的制度架构上。在此过程中，它能否杜绝徇私舞弊乱象，亟待拷问。
再者，就现实看来，许多聘任公务员的试点中，“重任轻聘”态势很是突出。它重视人才任用，却动辄疏忽了对应的考核与评价，很少有人因不堪大任而退出。唯有健全退出制，方可补全聘任制的“缺角”。
聘任公务员，“高薪”之下，还须以“高效”托底。但愿它在细节设计上，能更趋完善，也于循序渐进中，成制度进步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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