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道歉信，受害者家属和网友都不买账

12月20日，重庆摔童女孩的父亲李某通过央视新闻公开了女儿的道歉信，信的内容为“我是李某某。那天我不该打小弟弟。在家里和小弟弟玩耍时狗狗叫了，小弟弟掉下去了。让叔叔阿姨伤心了，请叔叔阿姨原谅。”

对此，被摔男童的父亲李生忠表示，在他看来，这样的道歉根本没有诚意，他是不会原谅的。而网友的反应也和男婴家属类似，认为女童父女的道歉不但流于形式，针对男婴跌落的部分描述还有推卸责任的嫌疑，普遍对此并不买账。

“道歉信”也许能推卸责任平息事态，但问题儿童仍然是问题儿童

事情已经发生，犯下错误的一方希望局面尽快平息，这可以理解。但暴露出的问题不会因为事情的平息而消失，没有得到教化的问题儿童还是问题儿童。

无论是事发后女童母亲第一时间带着孩子辗转迁移，还是如今“推卸责任”的道歉信，都不是合适的教化手段，而只是显露出了逃避的意愿。可逃避是为将来埋下隐患，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负责任。

而女孩问题症结无论在心理、生理或环境哪方面，都只有积极矫治才有改善可能

实际上，如果正视问题，回到正确的轨道，那么就该知道这时候需要对问题儿童进行矫治。因为实践证明矫治行为与儿童行为的改善是高度相关的，合适的教化举措能有效防止问题儿童行为恶化。来自纽约州普莱森特维尔、隶属于纽约医学院的发育行为儿科专家马克·贝尔廷(Mark Bertin)博士具有多年的应对“问题儿童”的临床经验，在他的一篇综述性的论文中梳理分析出了神经、性情及家风在教化儿童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可受益于药物、自我控制及情绪复原培训。

综合起来这些举措可以使得“问题儿童”在成年后刑事犯罪的几率下降超过34%，影响这些举措效果的主要指标就是监护人的配合度。可目前为止，在女童教化这一点上女孩家庭所做仍然是回避。

怎样教化犯下大错的儿童才是负责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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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矫治的前提是准确评估“恶童”的问题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恶劣行为，香港保安局曾委托专业顾问机构进行研究，在其给出的《用检控以外的措施处理顽劣儿童和少年：海外经验和香港可采纳的方案

对某些有生理问题的儿童来说，合适的药物治疗可降低高达40%的犯罪几率

根据事后媒体的深度报道，重庆摔婴女孩的头部曾经两次受过伤，并且在受伤后表现出了性情的变化。据此分析，如果女孩的脑部真是因为受伤而发生了病理性的变化，那么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只要治疗及时且得当，这样的问题能得到极大的改善。以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简称ADHD，俗称多动症）的人群来说，根据统计，童年时患ADHD的儿童成年后的犯罪率远高于未患病儿童。但瑞士的研究人员却通过对2.5万名被试的统计发现，对于患有ADHD的人群而言，如果给予科学的、完整的药物治疗（从儿童时期被诊断后一直到其成年不中断给药），那治疗组的犯罪率，比不接受治疗的对照组明显下降，分别减少了32%（男性患者组）和41%（女性患者组）。而对于问题出在额叶、杏仁体等部位的儿童来说，接受系统的治疗后的改善同样立竿见影。

并不是所有心理问题都是由神经系统的病变引发的，有些时候，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形成了错误的的价值观。想要解决这种类型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心理咨询，由心理学专家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等手段重塑犯罪者的价值观。对于儿童来说，其价值观往往形成并不完备，矫正起来往往效果会更好。《牛津少年犯罪和司法指南

儿童心理学领域的专家，皮克哈特（Carl Pickhardt）也给出了更正孩子心理和行为方面问题的建议：如果孩子的问题行为威胁到了他自己或他人的安全，家长必须立即向心理学家或是教育专家寻求帮助。专业领域人士的及时介入很多时候都能十分有效的将孩子的行为拉回正轨，改善成功的比例也在20%以上。

如果确定问题源于家庭教养方式不当，则父母也同样要接受专业人士的“教化”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儿科学专家、布朗儿童研究中心(the Brow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ldren)医学主管帕梅拉·海伊(Pamela High)博士这样描述家长在教化“问题儿童”时所应承担的角色。父母需要在孩子身边，有所回应并负起责任——但不代表父母要在任何时候都立即满足孩子。父母要教给他们日常模式、程序和规律。

但达到要求并不是那么容易，有些时候父母应该学习面对的不是“问题儿童”，而是要改正“从根本上就错了的当父母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被教化的就不仅仅是问题儿童了，他们的父母也要“被教化”为一个合格的监护人，学习负起责任，并学习如何配合专业人士改善问题儿童的行为。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分析，对重庆摔婴女童父母来说，这也是个问题。来自女童父母同事的消息显示，李某夫妇比较热衷于“搓麻”，对孩子上心不多。

如果父母不配合，也应有法律保证儿童得到适当的教化

面对犯下大错的幼童和不配合教化的监护人，该采取怎样的强制措施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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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对问题儿童家长的责任有着明确的罚则：

英国在《1998年犯罪及扰乱秩序法令

在中国台湾，如果因监护人失职导致少年触法，法院将强制监护人接受8到50小时的亲职教育辅导。若拒绝，将被罚款3000到10000元新台币，经再通知仍然不接受者，得按次连续处罚，至其接受为止。经连续处罚三次以上者，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之姓名还将被公告。

为教化问题儿童行为，政府又应该给予怎样的支持

教化问题儿童是个难题，特别是对于某些生来具犯罪倾向的儿童更是如此。但正是因如此，各国政府都采取投入资源加大处置能力的方式应对。在美国，根据安妮·E·凯西基金会（Annie E. Casey Foundation，AECF）的估计，一年用于少年矫正机构的费用超过50亿美元。而仅以伊利诺伊州为例，全州就有12个司法鉴定权的医院，平均下来一个100名医护人员的医院里平均有5至8个精神病房。在更大范围内看，对于矫治“问题儿童”和“未成年犯罪”领域的相关研究，美国也做得很好。中情局就有专门分析儿童和青少年暴力倾向的犯罪心理学家，研究各种能够提高教化效果和减少儿童暴力的课题，甚至细节到班级规模的影响都在考量范围，而这些研究成果也切实的转化到了教化儿童的实践里。

反观中国，法律要求各地开设的用于矫治犯罪未成年人行为的“专门学校”持续萎缩，从原先的200多所减少到了现在的73 所，而目前还在招生的才只有60所。相关的教育和矫治存在巨大的缺口。

“恶童”也是孩子，即便某些生理和环境因素对其施加了不利的影响，他们依然有时间去改变。但另一方面，想要改变，则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尽最大的努力，通过科学方式去促成，而不是在拖延和逃避责任中让矫治的希望变得越发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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