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 嘉宾简介：1943年5月生于湖南邵阳，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1985～1986年间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CSL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1987年回到中国工作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89年被该所聘为教授。1990年被国家科委选聘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并担任国家高技术计划(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副组长。几年来，主持研制成功了曙光1号并行计算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和曙光天演系列计算机。其中，曙光1号获得电子部’93电子十大科技成果，1994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199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曙光1000获得199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鉴于李国杰教授的贡献和学术造诣，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4年获得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至今任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1998年当选为全国九届人大代表。2000年出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2003年再次连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 主持人：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先生，请他谈谈如何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这个问题，李所长，近年来，计算技术研究所连续五年都有重大成果入选年度十大科技新闻，如龙芯1号、2号，曙光超级计算机等成果。请问李院士，是什么原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使计算所取得了如此大的变化? 李国杰：计算所连续五年取得入选十大科技新闻成果，这在科学院的所里面也不多见，全国也不多见，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首先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他跟过去技术的积累有关系。这五年取得成绩这么集中，我觉得首先应当感谢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因为在知识创新工程的指引下，科学院更加集中做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一些研究，而且国家863计划和知识创新工程都给了我们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比如说像芯片，原来很多人不敢做，龙芯这五年，首先在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支持以后，863也给予支持，全部加在一起可能有七、八千万经费，这也是相当大的支持强度，没有这种支持强度我们也不敢做。计算所通过贯彻知识创新工程精神以后，找准这个定位，做这种具有战略性的一些大事。所以在科学院和科技部还没有支持之前，计算所自己拿出将近一千万，拿了将近我们一年科研经费的一半（科学院给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大概是2000万左右），我们投入这么多经费搞这个项目，这种事情在过去是没有可能的，过去所长手里没钱，也不可能预先支持一些战略性的项目，这五年的成绩除了我们努力的结果，知识创新工程贯彻三性的方向也是有很大贡献的。 主持人：计算所即将迎来他的50岁生日，所里最近贴出一则“计算所建所五十周年征稿”的启事，您作为跨世纪的所长，此时此刻有何感慨？如果是给您一篇题为“国立科研机构如何发挥骨干与引领作用”的命题作文的话，您又谈些什么内容呢？ 李国杰：计算所今年是建所50周年，确实也是一个大事，半个世纪以来，计算所的科研人员为我们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有很多都载入了史册，到中华世纪坛去看，那上面建国以来就有四项计算所的成果，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等等，都出现在计算所，这是它对国家的贡献。计算所经过很多探索，包括科研体制的探索，这中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我现在回顾来讲，要我讲的话，怎么样真正地体现党中央对国立研究所要求起骨干和引领作用，这里面有认识问题，也有执行的问题。首先你承不承认国立研究所是我们国家知识创新的骨干，能不能起到引领作用，这两个事情实际上国内并没有形成共识，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承认，他不认为计算所这样的单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事实证明，在过去历史上，在每个行业里面，科学院的这些重要的研究所，确确实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象曙光机，早期我不说，从我们开始做曙光一号那个时候（在做曙光一号之前，国内做一台机器需要七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八年前设计的东西到八年以后基本上过时了，基本上没有办法推广了），花了一年的时间，国家投入200万，但是我们探索出了一个在新的开发环境下，怎么研究计算机这条新路。这条新路引领了很多人，很多单位也是按照这个做的，后来我们把它做成曙光1000，变成大规模的并行机，也做了集群系统，像所有这些都是第一个做的，第一个做了以后，就带领了计算机界的很多人一起来做，跟上去，这方面从计算机来讲，计算所确确实实起到一定作用。做芯片更是这样，计算所没做芯片的时候，一片声音都说中国人不能做，这个太难了，我们做完了之后，做给你看，证明这个东西是能够做的，引领作用很明显。计算所回顾50年来，每个时刻都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国立研究所，一定要起到引领作用，不能跟随，不能做跟企业一样的事情，甚至走到企业后面去了，那你就没有必要办，骨干作用要发挥到国家科研上，在科技方面的一些困难问题，一些关键问题，他找谁呢，这个事情就要找国立研究所解决一些核心问题，像这些大型的计算机，你找一般的企业做，开始他还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利润，他可能不一定做，但是对国家来讲，他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跟信息安全、国防安全都有关系的，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类似这样的国家一些战略性的需求，他不一定完全是以经济，赚钱来衡量的，这种事情计算所必须要做。最近我们强调要做低成本的信息化，我们要贯彻怎么样把信息化的成本降低，这里面考虑一个问题，主要是从普及和使更多人受益，也要起到引领作用，我们做出一些事情来，引领大家做。回顾这50年的事情，计算所时时刻刻在做引领和骨干的角色。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低成本的信息化，您以前在媒体上曾经说过，互联网设备应该朝简单便宜的方向发展，您的观点是这样的，咱们目前计算技术研究所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李国杰：这个事是这样的，有很多人认为，低成本信息化好像就是降价，而且有人跟我算过这个帐，有人从网上给我发信，你知道程控机多少钱一条吗，把这个东西加起来两三千你怎么做出来？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降价，也不是拿市面上买的一些比较便宜的、质量比较差的组成一个机器，不是这样的。他要从根本上考虑我们信息化实现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测试，每天上班的时候，计算所的人，都要用计算机，实际上计算所大概有一千多台微机在用，我们一千多个员工和学生，但是发现真正CPU在运转的实际利用率大概只有9％、10％，90％的CPU都闲着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发现，我们换一种思路，也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我想，更少的成本也能把这个事情完成，这不大大降低成本了？现在我们一批人在做能力服务器，我们真正把信息化搞成像供电一样的，我们电就是插在插头上，一插来电了就行了，至于将来用电灯、电视机和收音机是里面用的，我们现在把计算能力、存储能力，通讯能力放在后台上，储存很多能力，你的用户需要什么能力给你提供什么能力就完了，这样一做以后，变成了我们真正把你的单位需要多少能力就购多少能力的服务器，这是一种新的体系结构，新的一种思路，整个也算是一种原理性的创新，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走，应该说使我们整个国家的信息化成本会大大降低的。我们要想这个道理，不这么想，好像信息化大家都能做，且不用说用多少钱，光算用电，我都觉得用不起，如果每个人一个PC机，将来五、六亿人都用，光用PC机的电，我们国家就需要建五个三峡电站，像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实现信息化呢，我们计算所要做低能耗的计算机，像我们龙芯芯片做出来以后，只有一般芯片的1/10，用我们龙芯芯片做的计算机，半个三峡电站就够了，这都是我们国立研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主持人：知识创新，人才先行。在您眼中，什么样的人才具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计算所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 李国杰：人才是个老问题，很多人谈了很多遍了，像对于我们搞科研，像计算所这样做一些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的人，他和企业的科研人员要求还是不太一样，我们这边是一个国立研究所，他和大学里面的也不完全一样。研究所的创新人才，他的构成和大学和企业不太一样。大学里面，按照国外的讲法，叫PI，就是课题负责人，国外叫PI，实际上就是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完了以后承担自然科学基金的问题，有成果然后发表文章，有多少教授就有多少课题组，基本上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创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出一些原始性的创新，出一些基础性的成果，这是可以的，也是学校里面基本的做法。但是如果科学院也是这样做法的话，很多重大的项目就没有办法承担。这需要有一种团队的精神，所以在计算所这个环境下，除了有一些人，大概20％左右，有点类似大学的模式，有一些小的课题组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是自由探索型的，自己定题目，自己去摸索为主，但是至少还有相当多的人，也是一半以上的人，要拧成一股绳，要有一个团队，他要上百人一起做一件事，做龙芯也好，做什么事也好。其中有相当一批是做工程的，他有很强的工程任务，创新人才的组成在不同单位可能不一样，有些单位工程更多一些，不管是做工程的还是做前瞻性研究的，他都是需要创新的，不是一个简单地执行，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完成任务，那就跟企业上班的工人一样的，他不是去执行一个，好像定好了一个目标以后，按目标去完成，他是需要去给人任务以后，开始给你是没有答案的，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分析，自己去找到这个答案，然后按照这个方案去做，这个方案是我们自己做的，不能抄别人的方案去做，这里面还要有这种所谓从设计新的系统，有那种新的思想出来。现在一般在外面，习惯讲自主创新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央在科技大会的提法，我们计算所的理解，所谓系统集成创新，不是大家买一些一般的散件攒一个东西出来，我们理解的是系统级的创新，对系统本身进行创新，怎么做一个系统，他是一门科学，单独做一个部件是另外一门学问，系统是很复杂的，他是一个复杂的科学，计算所里面有相当多的人做系统的研究，这方面应该也是一种创新的形式，所以我对创新人才的要求，除了大家讲的，要比较聪明，智商比较高等等之外，对计算所来讲，可能对信息领域都类似，他更需要的是要能善于发现问题，我在以前有篇文章里面讲到，真正在计算机领域大的学者，不是去找答案的，他去是找问题的。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为了解决什么，善于从应用中间找到问题，找到问题以后，再找答案。不是这个问题别人提的，你自己找答案，这跟学生差别不多了，就做家庭作业了。所以这样对于像搞我们计算机这个学科来讲，找问题的本事是创新一个很大的本事，很多的学生、研究生缺乏这种锻炼，所以我们在计算所要花很长时间，培养这些研究生学会找问题。 网友：媒体对您的评价是重要项目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尽管成败与否还是个未知数，龙芯的例子就是这个例子，请问年轻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是网友的一个问题。 李国杰：敢不敢把一些重要的项目交给年轻人，这对我自己来讲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一般的讲，对年轻人不放心，是个普遍性的问题。我来讲这个事情，是要区分任务，比如说做一个三峡大坝，如果说我就找一个从来没修过坝的人，当三峡大坝的总指挥，这是一个千年的大计，这种事情就要谨慎了，因为这种工程是不能失败的，这个东西就是它要保一方平安，给下游几千万上亿的人保一方平安，如果出了问题是灾难了，工程性比较强的情况下，他是要比较多的考虑清楚，所以这个时候说，他会适当考虑用有一定经验的人。即使工程性比较强，像我们神州六号上天总指挥，底下一个指挥也很年轻的，有的年轻的进步很快。现在龙芯、曙光机研制的时候，情况有点象。更多的是需要他有他技术的储备，他明白计算机是怎么工作的，再一个他这个人要有事业心，对这个事情要有激情，他有一股激情，他有很高的责任心，他愿意做这个事情，负责任，有激情、有责任心，有过去好的基础，让这样的人做是可以放心的，龙芯开始做的时候，我也犹豫过，经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把这个事情交给年轻人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倒也不是不管成败如何，因为当时我们在做曙光的时候，比做龙芯的时候还差，我刚到计算所，我招的一帮做曙光机的人，几乎没有人做过机器，都是用过机器，都是机器的使用者，拿机器做应用的，机器怎么造出来的都不知道，所以把他们招来之后，两年时间集中分析操作系统，分析Unix操作系统，分析两年以后，明白机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叫李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终身教授，他跟我说，你要对年轻人表示出有一点点犹豫，你觉得怕他们完不成任务，大概你这个任务就完不成了，大概没戏了，你必须相信他们，只要你相信他们，这个事情就能做成，后来出发到美国之前，我开了个会，我说你们虽然没有做过机器，但是你们经过两年的分析已经明白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只要打这个气，说保证完成任务以后，他们就有充分的信心去做，一般讲真是那样子，年轻人也不是说乱找，只要看准了年轻人，有基础，有事业心，有责任心，有激情，这样的人大概就有希望把任务完成。 主持人：您谈到责任感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您也曾经提醒过，作为科学家，在反映自己意见时，应该有更强的历史责任感，避免站在自己的课题和专业角度，而忽略整体和长远的影响，那什么样的素质才能避免，如何去避免呢？ 李国杰：这个问题是对老一点的科学家而言的，现在我们国家做科研规划也好，做决策也好，制定法律也好，相当的民主，有很多人认为共产党领导不民主，实际上你比较一下，你发现共产党在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民主，就是他讨论一个法律，我参加过好几次法规跟政策的起草过程，一个政策，甚至一个通知下去，都要讨论二三十次，修改二三十稿。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些专家们，都有渠道向上级去反映你的意见，科学家就更多了，尤其像院士这个层次就更多了，所以他经常提案很多，包括跟国家提干这个做那个，包括你上什么项目，包括国家出台什么政策等等都有很多提案出来，我在文章中讲这个，要站在全局高度的时候，就是要对历史负责任。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这样，领导他是主管全局以后，他会看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如果你这个意见是一个片面的，只站在自己这个角度，屁股指挥脑袋，只看自己那一点点事，你就提一个意见，每个人都这样，领导就给你搞糊涂了，每个人都应该站在国家的高度，更高的高度，真正做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一些提案给领导人，不然的话你是在干扰，现在我觉得每个人在给中央领导写信也好，提建议也好，要慎重。要抱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不一定仅仅站在自己很片面，自己某一个角度上去，最好多找一些人共同商量，包括经济学家共同商量，这样对国家比较有参考价值，对国家的作用更大。 主持人：“要在重大科技攻关中做到攻必克战必胜”，这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李国杰：我们每年都承担国家的一些大的任务，一些课题，要把这个事情完成，如果你这个任务目标很低，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指标，虽然也要费力气，但是这样的任务对国家意义也不大，现在企业也能做，比企业做出来的结果强不了多少，意义就不大了。如果这个目标是比较难的，别人认为都是达不到的，经过我们努力能达到，你做到了常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做到这点以后，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技术储备。过去有一批人长期做这个工作，不是临时叫进来做，不是现炒现卖这种性质，我们做龙芯这批人，做龙芯之前做了十年的基础研究，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非常清楚，胡伟武当时做虚拟共享存储器，他用软件写了一个软件，开放源码，那个软件名字叫JIAJIA，他女儿的名字叫佳佳，二三十个国家都在普遍使用，我们最近和国外合作的时候，例如前不久美国一些知名大学来的教授，是研究程控机器最顶尖的科学家，我们说计算所看别人技术比较多，但是我们技术向外公布的、向我们周围开放源码向外公布的不太多，他说：“没有，我们在用你们的JIAJIA。”可以说顶尖的科学家也在用计算所的技术。我讲这个话是说我们的科学家有一定的技术积累，他对过去计算机每块工作都是比较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条件，你不能没做就泄气，老觉得难。我在很多场合下讲，我们经常用成语讲：“初生牛犊不怕虎，是非经过不知难。”老拿这个教育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不是那种，你先没做，你就怕做不成了，首先你做的时候，要非常仔细的做，非常精心的安排，而且要有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只有这几点结合起来，而且有储备，就能做到我们目标基本能够完成。但是我也要提一下，年轻的同志有时候年轻气盛，所以目标也要实事求是，太多的目标定了以后，完不成，不是你没努力，确实当时定的目标不合适。 主持人：上世纪80—90年代，计算所通过创办联想、曙光等高技术企业转化成果。您对研究机构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怎么看？计算所是如何做的？进入21世纪，如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辐射计算所技术成果。 李国杰：这个事是很大的问题，几年前北京市技术市场，技术交流中心牵头在清华开了一个高层次论坛，我在会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就讲关于技术转移的，笼统地讲，技术转移应该是整个自主创新体系里面很重要的环节。现在很多人在讲企业为主体的时候，慢慢不太讲技术转移了，现在在宣传一个企业的成果的时候，往往都希望讲，这个企业研究开发的这个成果，他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用人家一点点技术，也就是不接受任何技术转移，类似这样的宣传，多多少少都有点片面性，实际上大学、科研单位，他的技术转移到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这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基础创新的一个动力，包括美国在内都是这样的。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是从曙光还是龙芯也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体系不正常，科研单位和大学，从研究到开发，一直到商品化一直到办公司，这条线全走完，而企业只做后面这一点点，他就做商品化，R＆D都做得很少，就做后面的商品化，国外是前面做R＆D，每一节每一节都有人做，各有各的责任，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不太接受交接班的方式，都是一竿子插到底，这本身是对交换和分工的不太理解，实际上整个社会的进步就是靠分工和交换，如果把分工打乱了，大学和企业极端的后移，整个国家的科研结构在后端化，前面这个东西没有人做，大学和科研单位做了很多不该他做的事情，做了很多企业的事情，这是我们过去的弊端。我们做龙芯和曙光机，尤其最近这几年，我特别注意把计算所的定位搞清楚，计算所一定不要跟企业去抢，企业做得很好的事情，我们计算所不做，我们做三性的研究，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让那些做商品化的开发，产品性的开发，这是让来企业来做，现在计算所有一个系统结构的研究部，这个部和曙光公司的责任要分开了，这边是做一些比如说新产品，我们做曙光5000的技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创新，包括芯片，包括很多体系结构创新；公司就要根据你这个模型里面，哪些技术是特有的，根据市场需求，做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这个产品一定是出自企业，绝对不能出自大学和科研机构。不要觉得大学和科研机构做出产品可以出来卖，那是不可能的，企业一定要从大学和科研机构里面找到他需要的技术。企业做的不好的原因，是我们很多科研成果里面，包含一些被企业应用的技术，都是一些公共的技术，大家都明白的技术，包括教科书上的，或者是一些产品白皮书上的，这样的技术企业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自己研究以后，有单独的专门技术，一般反映在专利里面，企业一般从你专利里面找技术。 主持人：进入21世纪，如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辐射计算所技术成果。 李国杰：现在用技术转移和技术辐射这两个词用的比较多，这两个词多少有一点差别，技术转移一般讲起来是有偿的多一点，就是用他的专利许可，比如说我们最近许可国外的公司，用我们的技术，他要交给我们许可费的，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叫辐射，计算所曾经有一次在网上公布了一二十种成果，我们把这些技术公开源码，成果公开，希望它辐射出去，很多单位，有些下载几万次，这样效果也很好。我们有很多技术，在国内，他公开的成果并不是水平低的成果，不是的，有些成果也是领先的，很高的，我们觉得大众来用更合适，判断完以后，辐射更合适，就辐射下去。以后要形成大规模的产业，有几种办法，辐射以后，让很多小企业都起来，像雨后春笋式的一大堆，这是一种；还有找龙头的企业，大的企业，转移一些技术给他，这些技术通过大企业来做龙头单位，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总而言之，现在院党组在讲不光提一般成果的转移，提成果规模产业化，一定要成规模，形成主流产品。 主持人：今年年初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界迎来了一个创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的自主创新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国家也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您作为所长，您同时还肩负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重任，您对企业的创新发展怎么看？ 李国杰：现在有一些人我觉得他是在误读全国科技大会的精神，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过去我们国家是以大学和科研单位为主体，开了科技大会以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变成大学科研机构不重要了，我们现在以企业为主体了，只要把国家的科研经费交给企业，企业承担科研技术，中国的科研就起来了。”这种理解我觉得是没有真正理解中央讲的企业为主体的意思。企业为主体是什么概念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整个自主创新笼统讲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叫知识创新，或者有一部分人叫科学创新，他主要是创造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下面这部分叫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它实际上是把科学转换成一种技术，把技术再应用起来，实际上在产生技术知识，或者技术知识的应用。前面这一块知识创新也好，科研创新也好，肯定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后面这个技术创新这一块，是企业为主体，但是在整个产业链上来讲，对我们国家来讲，这两个东西也有个重点，真正对经济有影响的是技术创新，国家说我科技创新搞得很好，科研这块不行，国家也是强大不起来的。 我们讲创新虽然有两大部分，我们要花更大的精力注意技术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怎么理解？我理解，不是我们科研单位和研究所，好像卖东西，我们是卖方，底下是买方，你买我的一个东西，拿去推成果，这就是科研单位为主体。科研是我做的，但是我卖这个东西，我去推这个东西，应当倒过来，应当是以企业来定义我要什么，他来根据市场的需求，他来定义这个产品，这叫做产品定型，就是新产品的定型。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企业为主体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企业能够自主的来决定他来做一个什么样的新产品，这个新产品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性能，他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企业也明白你这个大学跟科研单位有什么，哪些技术他需要从你这儿拿到，哪些技术是市场的，他结合起来，怎样定义这个产品，这样他从企业吸收这个技术，他是以吸为主，不是推为主。这样我们的企业哪一天他能够比较主动的到各个大学里面找到他自己需要的技术，企业主体就实现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企业，他缺这样的人才，缺这样的能力，所以很多企业里面新产品的开发是模仿的，是参照别人有什么东西卖，我依葫芦画瓢，现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企业本身是需要努力的。从投入，加强基础应用之外，也要善于从大学和科研单位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技术，现在国家对中长期规划要求我们技术对外的依存度，要从现在的50％降到30％，这件事情有可能倒过来理解错了。既然对外依存度是30％，认为有70％的技术都是企业自己产生的，不是的，因为那个对外依存度是指的对外国，70％里面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指的在国内的其他单位，像科研单位，像大学，都不算对外依存度，都算自己，企业也许只有一半，甚至更少，有一部分从科研单位拿，再从国外拿一部分，这样就是比较合理的一种体系，如果要求体系100％都是自己的，或者你刚才讲70％都是自己的，这样是不合理的。 这样某些个别产品可以，整体来讲是不对的，这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原则。企业创新，科研单位和企业应当是一个整体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从我们科研来讲，怎么样你做的东西企业是感兴趣的，要善于找到企业真正需要的技术去做。当然有的东西也要从长远来讲，从原始创新做起，有些东西做的时候，不一定是明白将来怎么用的，但是中间有一部分做那种开发的人，要慢慢地目标变具体。比如所有的人根本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就做，是不行的。包括我们研究生，我们都要强调你的动机，你做的东西干什么一定要清楚，如果你做的东西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这么做下去，和技术创新要求相差是很大的。前面是要把原理搞清楚，两部分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目前，多数大学和科研单位做着与企业同一层次的研发工作，距离没有拉开。按照创新体系的合理分工，国家科研机构不应与企业争“市场”，这是您的一个观点。应从企业能做的技术研究中退出来。考核科研单位要看科研成果的辐射面，而不是一般的成果转化。请问李院士，在这方面，需要哪些政策上的引导。科技人员又要具备何种素质才具备作这个层次上的研发。 李国杰：这是体制上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刚才我讲过了，科研单位和大学的战线拉得太长，从头到尾都有，而且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如果把科研当前端的话，后面应用的叫后端，就是研究后端化；如果倒过来看，前面基础叫后端，应用叫前端的话，就是研究前端化。这有点像什么呢？我经常讲，有点像我们国家踢足球，最近不是看世界杯嘛，世界杯看完以后，发现踢得好的队有很好的布局，他们是有很多的格局、摆法的，但是我们的摆法是最奇怪的，我们几乎都是在前锋，大家都冲到第一线，中场、后场是没有人的，这种格局是严重的不合理。所以现在企业和大学，应当特别注意自己的分工，尤其像科学院这样的单位，如果我们跟企业在同一个层次做，真做不到像企业那么好，因为他们更了解产品，除了功能之外，还要求产品的可靠性、可用性，外观比较好看等等，这方面我们是做不过企业的。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做一些比企业、比目前产品更高一层次的，就是下一代产品，甚至更下下一代产品的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国家应当在出台一些计划时就该定好。因为目前在我们国家计划和项目里面，定的一些任务不太合理，没有前瞻性，所以做出来的东西，跟企业现在做的事情差不多了，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更加能产品化，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很多未来的产品，是需要把新技术突破以后，才能够成长起来的。比如刚刚讲的政策里面，我记得企业管理学的书上，有这么个理论，就是把企业分成四类，一类叫幼童，一类叫明星，一类叫金牛，一类叫瘦狗。幼童企业就是刚刚起步以后，市场增长比较快，但是市场占有率比较小，市场占有面不大；明星企业增长率快，市场占有率也大，企业比较大，比较好，属于拥有高技术产品企业；金牛企业是市场很大，但是增长比较慢，比较平稳，但能持续不断增长，企业主要靠金牛赚钱，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比较稳定了；瘦狗企业是增长太慢，慢慢就萎缩了的这种情况。某些产品从幼童走到金牛，到明星，到瘦狗，慢慢就走没了。产业也是这样的，有些产业开始作为幼童产业，慢慢到明星产业，再到金牛产业，国家做政策的时候，要看到底我们的投入放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市场很大了，但是增长比较慢，说明这种技术已经不太发展了，我们再把钱投在那些增长比较慢的方向上，虽然市场很大，但这个东西已经不怎么增长了，就不必要再投。例如，IBM公司最赚钱的是银行用的主机系统，他在主机系统上基本不太投钱搞开发，但是每年赚钱最多，几乎赚的钱一半都是靠这个赚的；而有的产品属于比较新的系列，尤其是那些幼童产品他要投很多钱，虽然这个产品不赚钱。作为国家来讲，应该更多地支持幼童的方向或者是幼童的那些产业，我们很多人就不太愿意这样做，总喜欢看市场怎么划分，哪个市场上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占了一定比例，我就想收回来，收这块市场以后，你就投钱搞科研，实际上这块市场已经不再增长了。那边正在成长的市场不投，而是在这边抢了一点点，那边丢得更大，所以应该更多地支持一些正在成长的一些新的方向和产业，这是国家在做规划上就要考虑的事情，这样的话科研单位就有事做了，不然大家都挤在一起。另外企业在做研发的时候，要逐步增强自己的能力，从逐步的商业性开发到工程性开发往前移，这样企业就往前涨，企业往前走，科研单位往后缩，这样才能找到合理的分工。 主持人：计算所现在的资金来源已经明显区别于过去的行政拨款，而强调与企业的联合。请问，用企业的钱，需要注意什么？90年代末计算所一度并到联想，后又从联想分出，您怎么看的，一分一合对计算所有什么影响？ 李国杰：这是我们科技改革中间一个难以避免的插曲，是我们对科技发展的一种认识的过程，也是改革中间的一个探索。在当年科技改革的时候，由于在80年代，当时科学院的政策是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一头主要是稳住基础研究，而计算所里面搞基础研究的人并不太多，计算所绝大多数人--80％都是属于放开一片里面的，所以大量的人下海了，办了大概二三十家公司，大大小小的，计算所人下海的时候，实际上是类似于自谋生路了，并不是真正把科研机构与企业建立一种好的科研体系，一个创新体系。那时候可能大家没想那么多，有些人多少有点甩包袱的感觉，国家不给钱了，自己养活自己去吧，好的一面是，科研人员做东西要更加实用化，导向上有一定的好处；坏的一方面，把科研工作的意义忽略了，只要有人下海卖东西，东西哪儿来的，是美国来的，英国来的都不管，就行了，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注意到这一头；而科研成果怎么产生出来，就有点忽视了，这是当时的情况。不管怎么说，那个年代给人的感觉是，企业这边的发展比较快，后面搞支持的创新那部分的人比较少，比较容易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用企业来管科研单位。用企业把这些大的科研单位管起来，这样一做带来的问题后来逐渐暴露出来。我们以后在做大院大所的一些部委研究所的改革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问题，作为国立研究所的改革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当时在做的时候，一段时间干脆由联想管计算所，让联想的老总直接兼计算所的所长，这种探索的方式比较明显地把国立研究所直接变成企业研究所，这种做法的理由就认为，只有企业研究所才能解决像新兴领域这样的研究。有些领导就说，你看美国的IBM，华新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全世界最大的最好的计算机实验室都在企业，作为一个理由，中国何必自己去办呢，你让企业办会更好一些，就这样的，这里面有一个逻辑上的认识问题，IBM的实验室，贝尔实验室都有一个前提，他是从原来美国比较成熟技术发展起来的，他有比较好的基础，他传到这个企业，企业里面需要一种需求，慢慢长大的，他从小到大，企业成长过程中间逐步培育出来这么一批搞科研的人，IBM到现在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投入量比整个国家都大，而我们国家企业是很幼小的，他每年的投入量是总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他没有能力支持国立研究所的研究，这么做了以后，马上发生问题。像联想这样的单位是做PC的，计算所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并下去以后，那些人的工作，联想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把这些人都养起来做，里面就产生了一些矛盾，产生一些冲突，但是我发现科学院很快就发现了这里面的一些问题，产生问题以后及时做了一些调整。调整以后，这个事情我觉得真正统一认识，解决矛盾，还是从江泽民总书记对科学院的题词，科学院要做三性研究，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计算所根据中央这个提示，在我当所长的时候，高举三性研究的旗帜，要做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这些研究只能放在国立研究所来做。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需不需要保持一支队伍，来做国立研究所或者国家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段时间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有很多人认为，根本就不需要，只要企业有研究所就行了，像美国也是的，实际上不是的，美国有上千个国家研究所，也相当发达，都是很大的，很多人没有看到，但是美国国家实验室是相当强的，在我们国家，在我们发展中国家里面，国家研究所的地位是不容替代的，一直到2004年底，胡总书记非常明确提出来科学院要起到骨干和引领作用，这是一锤定音，如果有人怀疑国立研究所不需要的话，他想想他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个认识过程，有时候在探索过程中间付出一定代价也是难免的，我们计算所很幸运，我们通过摸索以后，最后还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五六年，在知识创新工程的指引下，越来越感觉到国立研究所的活力。 主持人：长期以来，我国信息领域采取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难以缩小差距，刚才您也谈到这个问题，自主创新应选择与国外不同的信息产品，只有立异才能标新，目前来讲标新立异的科研项目，多少人能看到他的前途呢，目前的科研体制，能否允许这种标新立异的项目存在，科学家如何才能使标新立异的项目，得到国家和产业界人士的认可，从而得到政策、资金这方面的支持？ 李国杰：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里面我们国家很多的人在做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863研究也好，都感觉到有这个难处，如果你的想法比较与众不同，评委很多人在评的时候，可能会不太理解，可能给的分不高，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的。但是这里面，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说是由于同行的评议，就会扼杀那些创意，只有领导才能发现一匹黑马，才能支持那些立异的人，这恐怕我觉得可能是一种误解。我觉得在同行，虽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在一开始提的时候，只有少数人可能提的一些意见，别人开始还不太理解，但是科学界，在搞科研这些队伍里面，除了少数人的那种学霸有意的扼杀一些新生事物之外，总的来讲，整个科学的氛围，应该说还是比较民主的，在同行评议中，由于同行评议扼杀新生事物不是主流，还是能够起来的，相信科学家是属于科学共同体的，特有这个生命力，已经一两百年了，证明在这个共同体下是能够发展的，所以不要以为科学家一定是互相扼杀的，只有领导才能发现，有时候这样反而是错的。再有一些时候，也不排除有些人是蒙骗，有些人把一些假的东西，伪装成新的创新去蒙骗，这样的蒙骗恰恰蒙骗不了科学家，这里面存在风险，领导对所谓标新立异的东西要打个问号，不要轻易上当受骗，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信息界已经发生多次。 主持人：有媒体引用您的话，“创新跨越，就象刘翔那样跑100米栏一样，要大胆地往前跨，一下子抢到别人前头去”。这种硬碰硬地和别人角逐的方法，除了在心理上要有必胜的信念外，在具体实施的操作上，有没有什么技巧。这是您以前提到过的说法吗？ 李国杰：这个媒体可能引错了，我在文章上讲的时候，是讲创新不能像刘翔跨栏，硬碰硬地去跨，大家一想跨越就想到跨栏，一想到跨栏就想到刘翔，你跨一个栏我跨两个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实现我觉得不是太容易，第一我们不是同步起跑的，别人跨第二栏的时候，我们可能刚刚起步，第二、从运动员来讲，我们的素质、我们的体质各方面，如果我能跨两个栏，为什么别人跨一个栏？别人也不笨，这种情况之下，科研上直线上去超过人家不是太容易，尤其我们是后来者，这点上我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硬碰硬去拼的。我赞成的是在发现别人要拐弯的时候，你就走一条捷径，叫做另辟蹊径，要在拐弯的时候才能跨越，我有次在报告上讲，我说跨越有的时候是斜着跨，甚至横着跨，什么意思，他走直角是这样的，你走斜线，大家知道，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这种情况是有的。比如我们做芯片的时候，Intel等大的公司已经往上冲的那么快了，他主频能做到3个G或者4个G，但是他碰到天花板了，现在再往上做走不上去了，再往上做功耗不行了，他没有办法做了，他要想办法。我们知道，一个芯片可以有多核的芯片，有十几个核的，几十个核的，如果用原来的技术做的话功耗大得不得了，龙芯我们做几十个核才几瓦，而国外要先把它的功耗降下来，要简化再做，要拐弯做，这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要善于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赶紧做，你要一停顿又赶不上了，这是我们跨越的机会，我们争取这个事情抓得好的话，在十一五期间，有可能把原来落后两代的距离给缩短，尽量争取到十一五末的时候，在设计上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平线，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存在的，关键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努力，抓住这个机会了。

主持人：自主开发不等于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成果不但不一定有知识产权，反而可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这是为什么呢？ 李国杰：这就是很多人讲的，自主创新有一个误解，经常在文章上看到有些人是这么解释的，我们这个软件，我们这个产品，我们每一个程序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我有100％的自主产权，都是这么一种道理来讲这个事情，这个话不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自己开发的东西，不一定有自主产权。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在科学上是认第一个，不认第二个，这件事情用这种方法来实现，这个人他做了，而且申请了专利，你第二个人虽然没看他的东西，你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出来，你仍然是侵犯知识产权，你是无知的侵犯了知识产权，你说你没看他的，你没看也不行，知识产权在法律就是这么定的，他第一个人先做出来，如果没有申请专利，大家可以共享，申请了专利之后，这条路是他定的，你没看他的，或者你经过努力，想出跟他是一样的，这种法律制定的原因，是人类节省脑力干更新的事情，整体来讲是促进人类发展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熟悉这个东西，也不看人家专利，经常做事情是先不分析的，先蒙着头做，做完以后，然后再看有什么东西，再报一个专利，这不行，这样做的过程中间本身就是侵犯别人专利的，你做科研的前期，一开始做就要做专利的分析，就跟打仗之前，在沙盘上了解战况一样的，你要看哪个碉堡是敌人占领的，哪个地方敌人有火力点，哪个地方有道能上去，你必须分析这个路，这个路有很多种，有的路叫“条条道路通罗马”，这种路上，你封他一个专利没用，你封这个他那边走，怕的就怕“只取华山”那一条路，他先上去了，他设了一个专利，那就完了，他必须得留下买路钱，不然你别做，否则你没路可走，这就是先赢者，找到所谓非他不可的专利。我们不太讨论路有多少条，我们分析他这个路是不是一条绝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很多企业都交专利使用费，二十块美金，人家一吓唬你就交钱，现在中国人吓怕了，他就没想到，你说你有专利，那好，我看看你是什么专利，我分析分析看，你这个专利，我不从你这儿走，我旁边走行不行，这就跟你无关了，这样的话他一分钱都拿不到，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计算所发现有些别人号称他有专利的人，你根本不用理他，从旁边走过去，这样的工作我们做得太少，你在做科研工作，和专利战略是密不可分的，一定要把专利实施在科研之前，而不是科研之后。 主持人：有人说，国内研发成本比较高，关键技术也要引进，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国杰：这是做中长期规划的时候一开始的一些争论，总理请了一些经济学家在会上发言，其中一个观点，技术和资金一样都能流动，资金从国外可以进来，技术也可以进来，而且他们研究过，说在国外研究一个技术，研究完了以后，你买他的，跟自己花钱去做相比，买比做合算，类似这种提法很多。这里面有些情况下是想的比较简单，可能他们没有真正做过。在企业干过，干了之后他就知道不是这样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在航空空间里面，有一些软件，别说你再做一个这样的，象我们做曙光机的时候，把软件买过来放在我们机器上，我们一起再卖，这都不可以，软件代理他都不让，他要垄断行业。企业的本性就是要赚钱，资本的本性就是要盈利，他不会说仁慈的话，这个技术需要给你，你花点钱很公平的买，不会的，他是很不公平的，他掌握这个技术以后，他可以把整个这个领域的钱赚够才行，实际上很多关键技术他是不卖的。即使是卖，也未必见得就合算，这里面要经过精密的分析，有些情况下自己做跟买，一种是他不卖，一种是他卖但是不合算，你自己做合算还是买合算要自己权衡一下，不能笼统的讲。还有感觉中国科研人员开发成本好像比国外还要高，这就有点说瞎话了，为什么，国外那么多大公司，500强的公司，大量的在中国设研发机构，都是把他们的研发机构在中国招人，如果中国招人的成本高，他傻吗，他干嘛到成本高的地方来招人，这不太符合事实。 主持人：到2010年，计算所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级骨干研究所，成为以跨越创新为主、引领未来的研究所，形成由一个本部核心和分布在全国的若干分部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型研究所。网络型研究所好理解，现在计算所在京外已经有了几个分部。但“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级骨干研究所”如何理解，有没有些量化的指标可以衡量。 李国杰：先讲比较好理解的网络研究所，有一定中国特色的，这是路甬祥院长总结的，这个词不是我们提的，是路院长到宁波，看了分所以后，他自己总结的，这是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网络型研究所，我们在北京有这个本部，重点有战略性研究和基础性研究、前瞻性研究，那些带有点工程开发性质的，跟企业联系比较密切的，把核心技术做得更加可靠，更加可用的这部分的研究，也可以叫竞争前的一些开发，或者是一些产业工程开发，放到前沿的，放到高技术开发前沿去做。因为我们国家经济的分布大概趋势总的来讲，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今后若干年内，这两个区域会占国家30％，两个加起来要占2/3，北京天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不到百分之二十，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部是一个总的战略布局，这也是路院长特别重视的，我们将来形成一个网络研究所，大家互相之间也是共享的，而且各有特色，我想这种结构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今后会取得跟企业和地方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一种发展目标。至于讲到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比较长时间内朝这方面努力。国际影响，我们的人走到国际上，参加国际会议，国际上只要一讲这件事，他们同行们就会提到中科院有个计算所，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芯片，做曙光，已经在国际上有相当研究所，很多同行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别人一讲学术界讨论什么事，这个事中国搞得不错，这样的话你影响就出去了。另外在国际大会上我们做会议的主席，分会主席，一些国家期刊的主编等等，这方面在学术期刊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声音，一者这是一种国际影响，再一个是我们的技术实实在在出去了，我们Open的技术，技术转移的技术，像我们芯片，我们通过许可给国外公司生产，这种事情做多了以后，在大公司里面会产生影响，以后技术交流要多方面，一方面是跟本国的，我们很多技术跟国外也在做，像我们做网络测试的软件，机器是他们做的，软件是我们的，用多了以后，大家都知道计算所，我们肯定要朝这方面努力的。实际上我想对于能不能做国际一流，也不能自己太看不起自己，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实现最顶尖的，但是我们重点选择几个领域里面，我们做成世界上一流的，就是前几名，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芯片，再往前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两三年内，能做出一款跟世界上一流水平相当的芯片，在某个领域内能做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主持人：我们网站曾经发表过李院士的一篇计算所创新三期追求什么的文章，您在文章中，提到了五年发表总目标，这篇文章在院内外引起了反响，有人问，把自己的目标都公开了，如果完成不了可怎么办，您也是否想过这一问题，您对这些目标是怎么看待的？ 李国杰：这个事情我们是经过讨论的，所谓目标不是一个人定的，在所里经过充分的讨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个事情把目标公开出来，我认为是必须要这么做的，要接受同行，接受人民的监督，因为我们拿的是老百姓的钱，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因为你拿纳税人的钱干什么，纳税人有权知道，不能说我做哪儿算哪儿，这是不行的，比如说射箭，打了个十环，你一箭过去，这里叫十环，那算什么本事，你必须先告诉十环在哪儿，你再努力，我认为是必须这么做的，不是说怕不怕丢脸的事情，作为为人民负责的所长，必须告诉人民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不是适合，要经过时间检验，中间也允许进行调整，这个目标不是一个人定的，是在所内进行广泛的讨论。 主持人：营造创新文化是实现计算所十一五目标的关键，对于什么是创新文化，目前的说法均不统一，您眼中的创新文化是什么？ 李国杰：创新文化讲的比较多了，我们在计算所也在提这个创新文化，我个人的理解，创新文化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从不要对现有的成果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开始，你才能找到这个问题。再一个，创新文化怎么说呢，应当是比较宽松的，或者是互相信任的，互相讨论的，科学家共同工作的一个氛围，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因为考核的原因，由于所谓对科学家看业绩，看做出了什么东西，很多人不太愿意把自己的目标告诉别人，我认为这是最不利于创新的，创新是什么？不是那些已经发表在期刊上，或者会议上那些死的东西，那个东西实际上大家都一样，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创新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还没有形成文的，最活跃思想的碰撞，大家想一些新的东西，新东西还没有想好，大家在一起交流，那才是创新最需要的，创新已经做完了，写成文章了，再看结果，创新已经过时了，所以创新最有活力的，是那些在形成过程中间的一些东西，需要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环境，让大家来沟通，谈论自己最新的东西，现在我们国家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形成的东西告诉人家，他说我没有发表，你拿我发表或者申请课题吗，我觉得应该慢慢打破这种文化，我们在计算所新所建立起来的时候，建立了很多很多交流的地方。我们的计算所上面有两层，15、16层整个是两个交流的长廊，上面可以喝咖啡，喝茶，大概可以上百人在上面进行交流，这个就是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让大家互相之间能够沟通交流的，这是一种创新非常必要的条件。 主持人：您在面对媒体时，总是强调给科研工作者十分宽松的科研环境，您认为目前我国科研环境是否宽松呢？ 李国杰：宽松和严是相对而言的，我们计算所自己也老在讨论，到底我们计算所是宽了还是严了，不同的研究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工程性要求比较强的那些，做工程有很多任务，这时候你过分的宽松大家随意做会出问题的，不能保证质量，也不能保证时间。工程性比较严的研究，是有一定限制的，这时候不能把宽松摆在第一位，当然也要注意以人为本，人性化的东西。作为基础性研究为主，确实宽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创新，不是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创新，很多创新人家叫下几步闲棋，创新在你很劳累很紧张的情况下是没有创新的，创新需要一个环境，让他没有太多压力的情况下，对基础研究讲是这样的，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也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也这种情况，看王维写的“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个境界，你不压他，他作为科学家追求一个东西，他自己会自己感觉到，自己给自己加力的，他出不来，也会茶饭不思的，但是不要人为的逼他，必须交个东西出来，他是未知的东西，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出来，在科研单位里面提供这么一个氛围是很必要的。像前一段一位中山大学的教授讲，他们学校对他就非常宽松。 主持人：在这方面，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李国杰：政府要做的实际上是考核标准的问题，对于怎么考核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不要过份的拿成果的数量来考核，不要看你今年发表几篇文章，也不要看你是不是在某一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有的东西不完全是拿数量考核出来的，有的时候时间有长有短，有时候重大的成果十年五年也可能的，有的东西可能出来的快，出来的多，不一样，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成果的出现，形式多种多样，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对人才的判断，要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怎么说呢，以前讲你认识一个人，需要一段时间的考核，但是一旦进行考核以后，你认为这个人才是可信的时候，要更多的给予他信任，不要从开始考核考到他退休，这就把人搞烦了，有人讲不用扬鞭自奋蹄。老鞭子打多了就不好了。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重要，通过交流，我们感觉到，您是一个永远走在潮流前列的人，我们看到您有自己的博客，网页，这在中科院所长里面是很少见到的，这不仅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还要具有勇气，是什么力量使您具有这种敢于剖析自己，面对公众的勇气？ 李国杰：我那个博客是一个不太标准的博客，因为博客像他们真正的那些博客，几乎每天都上去，写日记式的，老写的，我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时间天天上去，我无非是把自己的文章贴在上面，开始不是我贴的，是他们自己贴的，那个博客不是我建的，是博客网站把我的文章放上去，搞了一个，我看有几篇文章不全，我告诉我的秘书把文章整理全，后来发现那个文章顺序倒过来了，本来应该是一天一天发表的，最后发表的是最新文章，我的是颠倒了，很久以前发表的文章成了最新文章，这个不是标准的博客，以后我会逐步的注意，再过一段时间，你就看不到这个现象，新的文章都会放在最上面。写博客我觉得有好处，你自己写的东西，当然要经过大家评论，接受大家的意见没有坏处，大家对你提一些不管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你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哪些地方，做一些反省或者提高，这个东西你怕见公众，自己的东西觉得拿不出手是有问题的，任何东西写在博客上的东西，都要能够对公众要负责任，公众有权利对你进行评判。 主持人：您是这样看待您自己的博客的。下面我们看几个在征集到网友的问题，有一个网友说，李院士您所在的研究所名称叫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技术是一个什么概念？今天都包括些什么？现在这个名称是否过时？ 李国杰：我很佩服当时的领导取这个名字，在1956年计算所成立的时候，计算机还很少，当时建立这么一个研究所，就叫做计算技术研究所，没叫计算机所，但是到现在，至少有一半的人，到计算所来都叫计算机所，他就认为你是造计算机的。所以我每次接受采访，中央台、北京台一介绍就是计算机所的所长，对老百姓有一个交代，这个所是造计算机的。实际上计算机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学科，计算技术是一个学科，计算技术包括造计算机，还包括一些软件，包括应用，计算技术是一门大的学科，计算技术按照我们正规的分法有系统结构、软件和计算机理论、应用，三个大的二级学科，计算技术创新是一级学科，计算机技术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技术不是简单的像大家觉得的，好像算个题，加减乘除，不是这个概念，计算是一个很大的概念，Computing这个概念，甚至和物理，很多那种大的学科，比他还要大。有些人认为，计算机奠基人叫做图灵，图灵有些假设，只要是人的合理的思维的东西，合理表达出来的东西，都可以用计算机做，计算机可以模拟人脑所有的活动，有人把它分到任何自然界的一种活动，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计算，有人甚至把整个宇宙都看成一个计算机。你想想，你从外星上下来一个人，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计算机，看你计算机在敲这个东西，他跑到物理实验，这边摆点什么，那边出来点什么东西，他看来是一样的，出一个东西，他看的结果是一样的，是重复的，这就是一种计算，中间是程序，计算是个很大的概念，不是过时的问题。问题反而还出在我们国家对计算不重视，我们国家把计算技术太小看了，实际上计算最重要的功能是做模拟，什么意思呢，他来做比如说要造一个汽车，汽车没出来之前，先做一个模拟的汽车，做各种各样的实验，造一个大坝，大坝造出来，做个模拟，会不会垮，造个飞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模拟，模拟是我们研究很重要的手段，搞科研只有三个手段，一个叫理论研究，一个叫实验，第三个就是模拟，模拟是和理论实验一样重要。如果说开个玩笑，把科学院分成三个部，理论部，实验部，计算部，计算机这么重要，至少三分天下，现在不管是大学和科学院里面，计算科学学位的地位，远远没有达到他应有的地位。我在许多地方都强调，计算科学，像并行计算这样的，每个系都要有，应该和英语、数学一样的基础课，人人都要学，他出来之后，善于做模拟，我们国家科研水平就会大幅度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这方面真正用这种并行计算的模拟的人太少，所以我们科研水平还有待提高。 网友提问：计算所最近盖起了新大楼，空间的利用率大了，我们想知道您是怎样布局分配的？ 李国杰：谢谢网友关心，我们这两天正在搬，昨天刚搬过去，七月份全部搬完了，我们那个楼看起来比较高，比较雄伟，但是审批的建筑面积比较少，地面批的2.5万平米，加上地下3万平米，而大厅又设计得比较大气空旷，主要科研用的只有中间六层，每层两千平米左右，我们全体的员工和职工都在上面，1300多人，占的满满的。一个空位都没有，利用率极高。我们工作地方虽然比较挤，但我们上面有一些空间叫生态仓，里面有绿色植物，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可以让大家在里面搞一些交流，工作之余可以进去休息，应该说这很适合于我们在计算所工作的，工作比较紧张，但是氛围又比较宽松。底下四层是公共环境，图书馆，大概是这么一种结构。 网友提问：计算所建所50周年是否要搞大的庆祝活动，都有什么节目或者是展示？ 李国杰：计算所建所50周年，我们肯定要搞庆祝活动，这里面我们要和计算机学会的庆祝活动要分开，计算所诞生的50年同时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50周年，计算所50周年活动可能是谈计算所内的一些事情，找一些以前在计算所工作过的老人，我们要开一些会，编一些画册，做回顾，我们不重在形式，重要通过这个活动达到两个目的，一个让老的员工，退休的员工他们回来看看，知道计算所现在变化，也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计算所的贡献，让老的员工有一个聚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现在工作的员工，珍惜计算所的荣誉，应该提高计算所人对社会的这种责任感，使他在将来真正能够像过去一样说到做到，有很高的责任感，任何情况下都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提高计算所的美誉度，大家都感觉到在计算所工作是很荣耀的事情，也要自己负起责任来。 主持人：我们听说前一阶段计算所开展一个扩胸运动，您对年轻人的扩胸也很重视，所里很重视对情商的培养，越是大的项目的负责人情商要求更高，您的心目中，科研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才能有助于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呢？ 李国杰：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学生，他们认为大学生、研究生就是学知识，这是一个误区，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实际上你从大学、研究生出来以后，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就是情商，我问过外企研究院的一些老总，包括李开复，IBM，摩托罗拉，很多美国研究院的一些院长，我就问他，你们招的人中间有清华的、北大的、计算所的一些博士毕业生，你们单位有很多美国毕业的一些博士，你比较一下，我们这些中国毕业的这些博士生，和美国毕业的博士生有什么差别？有多大的差别？他们的回答惊人的相似，很奇怪，他们都说，中国的博士毕业生，跟美国的一些好的博士生，有两年的差距，我就以为学的东西是两年，他们说不是的，其实在中国好的单位，像计算所这样的单位，他承担着一些博士研究的前瞻性，他们做的研究学的东西应该和国外差不太多，基本上没有差距，差距是我们这些学生的情商，就是他出去以后，很多人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查字典资讯网，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