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铁腕”治理初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已有两年。然而，这一项为孩子发展长远计的教育改革，不仅地方不爱、学校喊“难”，还遭一些家长质问，“为什么不让孩子补课？”

浙江推行史上最严格的初中小学教育“减负令”，始自2010年8月。和从前发发文件、喊喊口号相比，这次改革除了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利用寒暑假、双休日、课余时间补课外，对开设课程时间、作业量、考试量、休息和锻炼时间都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

以小学为例，浙江规定一、二年级不得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学生书面家庭作业量每天控制在1小时以内；同时，小学生在校上课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到了初中，学生平均水平书面家庭作业量每天不得超过2小时，在校上课时间则不得超过7小时。

那么，两年过后，效果如何？

记者在杭州随机采访发现，小学三年级的女生，作业写到晚上9点完不成，第二天早上三点起床继续写；小学四年级的男孩，期末仅模拟考试就要四次；有小学用眼保健操的10分钟来上课，家长抗议了也无效；还有初一新生在开学之前就参加了摸底考，学校据此决定其进快班还是慢班……

教育部门也意识到“减负”“难以持续”的窘境。

“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没有根本改观，原来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坦言。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市的教育局负责人也都感觉，课业负担是“减而复增”、“边减边增”。小学低年级“减负”或有较明显的改观之外，一进入小学高年级尤其是面临中考压力的初中，学校分快慢班、成绩排序，“主科”超课时，音体美、社会实践等课时不足，家长延请家教等现象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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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为何如此窘迫？

韩平认为，在应试教育还没有改变的大环境下，“减负”显得颇为脆弱，不少学校和地方官员的观念依旧被功利思想所主导，而非尊重教育规律和孩子的成长规律。

面对省厅的高密度检查，地方有应对之策。韩平说，不少学校使出了“两张课表”的手段，公开的一张，可以公示、上网、应付检查，私下的一张则是真正实行的，“更可恶的是，这些学校还让学生和老师‘配合’，不讲真话。”

韩平发现，不少校长有着“我减负，人家不减负，我就吃亏”的心态，避重就轻、表面应付，而市县教育部门则睁只眼、闭只眼，放任自流，对辖区内的学校“加压”行为不批评、不问责。

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鲁林岳分析说，教育产出的结果，譬如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的数据，最显性，也最为地方官员所在意。而片面追求结果的过程中对学生身心健康可能造成的伤害是隐性的、难以量化的。如此，需要“对上负责”的教育部门和校长，很容易偏向前者。

此外，在减负过程中，“校内减负，校外增压”的现象同样令人深思。学校探索“轻负高质”，精简课时、不补课，可许多家长觉得“吃不饱”，他们四处打听“靠谱”的培训班或家教，让孩子补课。

“要达到‘轻负高质’，并非教育界单方面探索即可，更盼得到家长们的理解与支持。”杭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处处长蒋锋说，这两年重点查违规补课，有天晚上十时多，有家长打进市长热线“12345”投诉，“我以为哪里在违规补课了，结果家长要投诉的是‘为什么不让孩子补课’。”

浙江大学教授冯钢认为，家长的焦虑源自社会结构的逐渐固化，如果向上流动的渠道只有考大学，家长肯定都围着高考打转，压力也自然会逐级传导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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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尽管“屡败”，还是要“屡战”。

总结此前的经验和教训，浙江教育部门认为，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的改革是减负的“治本”之举。

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中考成绩是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实际教学中，中考内容成为不少教师开展教学的“风向标”。尤其在一些自行命题的地市，中考命题过难、过杂，直接导致初中教学任务“加压”。

对此，2012年秋季学期起，浙江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市优质高中的保送生比例不得少于50％。据了解，目前台州市下辖的温岭市已将100％的省级重点高中招生指标全部分配到初中学校。省会城市杭州也承诺，重高保送比例将在2015年超过50％。同时，为控制中考难度，2012年起，该省各地市的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试卷质量评估也将向社会公布。

而在浙江的一些学校和地区，已经对此进行了探索。在杭州的求是小学，学校把“98％以上的学生喜欢上学”当做教育质量的一项核心标准。2010年起，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对区域内学生进行社会适应性测试，涉及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幸福感和焦虑，以及学习兴趣等。“过重课业负担对孩子造成的伤害能否显性化？我们希望为家长和学校提供一个参考坐标。”该区督导与教育评价中心副主任马海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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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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