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是2009年度的热词，源于北京大学博士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一项社会调查。调查显示，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蚁族”，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与蚂蚁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
乌鲁木齐，作为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内蚁族聚集的城市之一。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推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的工作；他们拥有知识和理想，却只能在现实中徘徊迷惘；他们有着庞大的规模，却只能“蜗居”在母校四周三五站距离的民宅里。种种原因致使他们选择在都市里漂泊，在漂泊中奋斗，又在奋斗中迷茫……
1月11日22时许，在乌市江苏东路24小时营业的“每日每夜”超市，新疆财经大学应届毕业生曹静终于结束了当天的工作，给下一班人把账交清后，她背起挎包去500米外的公交车站坐车回“家”。路上行人寂寥，昏黄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所谓的“家”是曹静和朋友在云顶名筑小区合租的一套三居室，屋里共住了4个人，基本生活设施完备，“有床、电视，还能洗澡。”月租800元，跟曹静一个月挣得工资差不了多少。因为“在外面吃饭太贵了”，他们自己添置了锅碗瓢盆。家，至此已经具备生活的气息，可临时家庭的成员仍然认为，这个家的主要功用就是结束一天工作后用来睡觉的地方。
来自一个农场的曹静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目前，她在超市里做一些基础工作，根据需要，每天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可能被安排去理货，也可能做收银。由于是全天营业，要上三班，曹静每月轮13个晚上的班，“白班是正常班，中班是晚上10点下班，夜班捱过凌晨4点最瞌睡的时间段就好了。”曹静说，她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作息时间，也习惯了走夜路。
对于曹静要经常走夜路，她的男友邢永刚既担心又无奈，他在铁路局一家大型商场做消防员，商场和曹静所在超市距离不过两站路。但因为他也上三班，班次却很难跟曹静排在一起，“她下中班时，我可能刚好开始上夜班，所以没办法接送。”
刚刚过完22岁生日的邢永刚说，因为工资都不高，两人过得很节俭。“她从不化妆；我也很少跟朋友出去聚餐或K歌什么的。都是年轻人，谁不爱美，谁不爱玩，可是我们的收入只能保证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的日常开支，其他的真的消费不起。”
对未来，曹静和邢永刚没有太多的憧憬，“在目前工作稳定的前提下，计划着花每个月也许能存三五百块钱，可凭这个在这里买房想都不敢想。先这么过着，要是一两年内还是这种状况，我打算带她回我家博乐去发展。”邢永刚说。
像曹静和邢永刚一样， 许多“蚁族”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他们认为，大城市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因此都留在城市工作。统计数据表明，普通高校毕业生在乌市就业人数占区内就业人数的52.82%，而在南疆四地州就业的仅13.78%。因此，高校云集的乌市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学毕业生滞留现象，但蚁族在首府的数量目前尚无法统计。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首府蚁族多集中在毕业院校四周三五站距离的民宅里。比如，新疆财经大学毕业生多聚集在农机厂、轴承厂等地段；新医大、师大、新疆职业大学毕业生多聚集在西八家户、二毛、王家梁等地。
毕业于新疆职业大学广告策划专业的安军（应本人要求化名）暂住二毛，在一家房产公司里做经纪人，卖二手房。从2009年10月至今，他没能卖出一套房子，因此每月的收入就是公司发的500元底薪。事实上，这笔收入抵不上他1个月支出的三分一。“房租150，吃穿用度500，人情往来300，交通费200，手机电话费300……也就是说，我每天至少要进账80！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安军说。
这些数字逼得安军一天都不敢懈怠，他每天10点半上班，发单子、做求购或带客户看房，因体力消耗大，他每天的午饭基本上都是拌面。
因为刚入行，安军常遇到一些尴尬场景：他带客户去看房，其他公司经验老道的经纪人敢当面“撬人”；他发掘并盯了很久的房源，很可能被认识的前辈卖掉却不给他返还一分钱的信息费；同一套房子，被其他经纪人所带的出价更高的客户买走，安军就免不了被自己的客户埋冤，而他还要对客户好言相劝……安军说，这些权当是学习的代价。
奔波一天后，安军并不热切地期待回自己的小窝。因为“那套两居室的房子包括我在内住了5个大小伙子，乱糟糟的。找机会再问家里多要点钱，改善一下住处吧。”安军承认自己是个“啃老族”，几个月来收支间的巨大差距一直由家里人出钱弥补，但他不觉得惭愧——家里人挺支持他从事现在的职业。
基于这一点，安军始终保持挺乐观：“我觉得做房产经纪人很有挑战性，它不但要求人在短时间内变得机敏、耐心、热情和善辩，还需要不断学习各方面的知识。能做好这个行业，相信做其他工作也都不是难事了。”
如果说，安军的信念是坚持必胜，自主创业的沙援浩则正为“坚持”还是“放弃”受着折磨。毕业于新疆轻工职业学院的沙援浩和同学合住在新民路一套三居室里，作为“家”里惟一的男性，他的卧室是阳台上用布帘隔开的一小块地方。屋子在一楼，光线很暗，沙援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屋子里度过。因为除了“蚁族”的标签外，沙援浩还是在家工作的人。
早在2007年，他就开始了自主创业：制作一些个性小礼品，比如随水温变色的杯子、印有个人照片的钥匙链等。主要客户是在校学生，现在因学校放假，沙援浩的生意日渐冷淡。再加上住处拥挤，沙援浩已将几台机器拆卸装箱放在了阳台上，“我不想轻易放弃，但要生存我必须有收入。”在这个行业干了近3年，上学时两年多，毕业后半年，沙援浩最大的愿望是能租得起一间小门面，这样“局面也就打开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曾有几家单位向沙援浩订货，但前提是“具体事宜”要到沙援浩的店里谈，同时还要求看经营许可证。但这些沙援浩都没有。
“那些机器当初花了5万多块钱，都是妈妈支持的。所以，不管多想拥有一个店面，我都不好意思再跟家里要钱了。”说话时，沙援浩不停地抽着烟，并时常将头深深地埋下去。
没有生意时，沙援浩的活动地点只有三处：华凌市场、红旗路电脑城和便宜的小餐馆。到前两处，他是为了发现商机，以便另谋出路；到后一处，他常年要的都是清汤牛肉面。沙援浩说，每一天都觉得很难，总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开始就选错了路。
与沙援浩合租的3名女生都在企业里打工，收入和工作业绩挂钩，压力也很大，她们每天回去都会说起工作中的苦或乐。沙援浩很羡慕她们：“她们不用操太多的心，干得不开心可以跳槽。可我连改行都这么难，真不知道今后怎么办？”
记者临告别时，沙援浩掀起了客厅窗帘的一角，客厅里顿时亮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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