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我国高校重点学科审批，一直都是许多高校办学的指挥棒。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点学科审批饱受争议，过度受到行政干预，高校发展急功近利等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今年2月《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发布，终于为多年来的讨论画上句号。记者采访发现，自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之后，一些高校仍然在观望，也有一些学校不为所动，按照既定思路运转。(4月2日《人民日报》)

应该肯定，取消重点学科审批，确是高校改革的一个进步。但多年来，重点学科审批已自成体系，其制度惯性很难随着一纸通知的下发而随之烟消云散。短时期内，失去指挥棒的办学者们，滋生无所适从感，依赖“既定思路”的办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就不足为奇。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从依赖“既定思路”办学者中，还应嗅出既得利益阻碍的味道。毕竟，作为一项运转近30年的制度，其潜在的利益寻租空间，不容小视。一些按“既定思路”办者，受利益固化藩篱的影响可能远甚于观念性障碍的制约。这也就意味着，具体在执行层面，需要改革者做出更多的努力，以祛除重点学科审批制的烙印。

更重要的是，高校自身也需努力适应重点学科审批取消后的环境，直面“娜拉出走后”式的疑问。从理论上而言，剥离了行政色彩的学科建设，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可以更好地按照学术化的方向进行建设。但这同时，也就要求高校的内在运营体系，能够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督与评价机制，保证学科建设不因自主权的扩大，而滋生新的利益寻租空间。

在旧机制结束后，新机制尚未形成时，这中间的监管真空，很容易被有心人乘机而入。比如当初搞扩大自主招生权，原本是旨在赋予高校办学者更多的自主权，提升办学质量。但随后出现的一些事情，却让人啼笑皆非。中国人民大学，区区一个招生处处长竟把象牙塔的招生搞得乌烟瘴气。这说明，对高校改革而言，扩大多少权力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如何从机制建设上，铲除行政化的根源，划分好高校管理者的权责界限，把具体的办学权力纳入程序的轨道，接受高校师生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关改革中，改革者除拿出勇气，积极下放权力，大胆推动高校去行政化外，还需理清自己的角色，注重回归监管者的角色，做好监管工作。而不是当甩手掌柜，权力下放了，监管责任也甩给了高校。唯有高校的责任归高校，政府的责任归政府。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各自根据权力清单办事，类似取消重点学科审批的善举，才可能为自主办学打开一扇美丽之门，迎来“叫好又叫座”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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