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的履历非常简单，从1986年进入中科院研究生院学习，除1995年赴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四年，20多年没有离开过中国科学院。与古生物化石打交道的他甚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是，这个在中国相对冷门的专业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

1999年周忠和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被选入中科院“百人计划”回国工作，他没有丝毫犹豫，“‘百人计划’对自己回来发展是个很好的机会，世界上最好的化石在中国。”时年34岁的周忠和刚一回国就成为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至今。

十多年来，周忠和及其团队在古鸟类研究中取得了突出发现和成果，提出或修订了若干理论或假说，已成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并使中国逐渐成为当今国际该领域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著名古鸟类学家AlanFeduccia评论说，“周忠和的发现带动了随后发生的鸟类进化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突破。”

虽然在国际上颇有地位，但周忠和的研究与中国热门的材料、生命医学、计算机、能源等领域相比，受关注程度相去甚远。每每被问到这个学科“有什么用”时，周忠和都只有无奈一笑，“国内有很多人往往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我们过多强调‘国家需求’，但对所有学科都强调‘国家需求’就有问题”，“古生物地层学是地质学乃至地球科学的基础学科，也是进化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只能这样解释自己的“学科价值”。

周忠和认为，科研没有冷热之分。随着公众对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学科的新发现和新理论都将成为社会公共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和同事们的研究对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预测未来环境变化对人类和生物的影响、提高国民科学素质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上实际缺少科学的土壤，更别说科学精神，让‘科学’这样一个舶来品深入人心也需要时间。”对于动辄将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科研进行比较，周忠和认为，“对这种差距要客观分析。中国的科研环境总体上肯定不如人家，但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等什么都好了再来做，能经历这个过程投身其中解决问题也不错。”

“这些年工资上去了，待遇上去了，‘百人计划’做得比较好了，又有国家自然基金委人才项目的连续支持，现在又有‘万人计划’，中国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全世界有目共睹。应该说全世界搞古生物研究，我们中国的研究条件是最好的，既有丰富的资源，又有比较好的投入，再搞不出成果就说不过去了。”周忠和说。

周忠和的研究获得很多嘉奖，2000年获得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2001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曾两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现任国际古生物学会副主席、国家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其他各种荣誉不计其数。

对此，周忠和看得很淡，“事情做好了，荣誉就一个接着一个，至于后来美国科学院院士落到我头上就像天上掉馅饼。”与个人荣誉相比，他更看重团队中年轻人的成长，团队骨干徐星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最知名的恐龙学家之一，美国《自然》杂志专题报道他的成就；还有更多的人逐步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也希望借助科学家工作室将团队带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

在一个平等民主的氛围下，这一团队仅在《自然》、《科学》就发表50多篇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10篇，有关成果还多次入选美国《发现》年度百项科学新闻、《时代》年度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成果、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等。

周忠和的研究领域让公众觉得陌生，但他主编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却进入了千万个小学生的视线。“以前古生物都放到其他书里有几个条目，我们也搭车为学科做宣传，搞科普这个学科有自己的优势。”写万言论文不觉得难，要把复杂的问题传递给中小学生却不容易，周忠和深感“时间不够，众口难调”。他打算退休之后多做点科普，因为希望毕竟在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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