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培养420万名硕士、50万名博士。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黄宝印强调，我国博士培养面临着规模和数量较大但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11月10日《东方早报》)

在这个城管都要研究生学历的时代，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远远赶不上学历消费的“刚需”。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在要素整合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人作为知识的载体，那些理论功底扎实、思维层次较高、善于改革创新的高学历人才，正日益成为创新性社会的核心动力。换言之，高学历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直接决定社会的创新能力，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高学历人才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在教育事业大发展，“研究生满地走、本科生不如狗”的乱象之下，我们的高学历含金量究竟还有多少？近些年，我国教育系统为适应经济发展对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需求，研究生不断扩招，数量急剧膨胀，但学校的管理方式、机构、师资、培养模式等并未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导致研究生教育水平下降，学历教育呈现出粗放化的流水线。据调查，有高达40%的研究生教育相关的管理人员、研究生代表认为研究生教育数量上升、质量下降。此外，因为在职研究生也成为了我国“高学历”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形中拉低了高学历的含金量。事实证明，一篇论文、一个研究课题就能取得学位的“程序正义”，越来越成为权钱寻租或镀金的新领域。如此这般，质量和数量之间的矛盾如何纾解、而这样的“高学历人才”又高在何处？

刨根究底，急功近利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历崇拜的就业评价标准，最终造成了我国研究生培养出现了规模与效益、质量和数量上的矛盾。社会愈是发展，愈是要求高、精、尖的高素质人才，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不能大量培养光有文凭的“高学历者”，更得关注高学历人才的质量。国际上，小型化才是高学历教育的发展趋势。打破大班教学多而不精的传统模式，改变老板式导师的诡异格局，充分挖掘研究生的科研潜力，提高研究生的专业技能，明确导师的培养责任，才能让高学历名副其实。而用人单位也不应当一味地坚守“非高学历不找、非高学历不优、非高学历不奖”的原则，只有合理调整本单位各个层次人员的知识水平，各尽其才，方能充分发挥“高学历”的“高效用”。

人才要多更要精，高学历人才更是如此。高学历人才不是摊大饼游戏，与其“批量生产”有学历没能力的半吊子人才，倒不如踏踏实实压缩战线、整合资源，培养高学历、高素质、高水平的“三高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从而实现人才结构与配置上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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