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江苏各地陆续推出高考改革措施，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所谓专家在批判同时也纷纷支招：重要的是录取，学习美国给学校放权，自主招生，多元录取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相关文件中对高考改革思路早有规划已经有描述，即考录分离：在考试上，考试社会化，一年多次考；在录取上，多元录取，同时要兼顾公平。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总是很难的，尤其是录取制度，即按什么尺子录取学生。这类批判与支招的人中，最有市场的就是学习美国，不唯分数，多元录取。对此，我不敢苟同。

先不说美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多元，还是分数第一，分数是基础。关键是这种录取改革思路的前提，就是那些尺子，或者说，那些“元”必须是真实的。

现在的中国能做到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更是无情地否定了。

从原则上讲，我们的高考从来就不是“唯分数”录取的，很早就有多元录取的实践。1983年起，我国为弥补只看文化课分数录取的不足，就推出了保送生制度，后来不断丰富，陆续推出各种加分政策。比如上世纪80年代，省级优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均可以获得加分，其本质就是走多元录取之路，只不过为配合我们的录取方式，把这些“元”——分数之外的东西以一定量化的分数，加权到文化课分数中，以调整修正唯分数录取不合理不科学的一面。

出发点是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保送生制度、各种特长加分政策，因为权钱交易和人情交易，出现了太多作假问题，社会舆论一片喊打声，纷纷要求取消。教育部也因此曾短暂取消保送生制度。

比如当初省级三好学生有保送资格，于是一些省市省级三好学生泛滥。大学录取中不得不规定省级三好学生的比例，只要那些在省级三好学生中位列前3%的优秀省级三好学生。再比如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换算为加分，于是很多假的少数民族学生就会出现。在重庆，当年高考状元被证实少数民族身份作假，被北大取消录取资格。在西部某省，竟然出现90%以上的加分是因为少数民族。显然，各级民委出了问题。同样，二级运动员可以获得加分，于是各级体育部门在二级运动员的审核上就出现普遍性的舞弊，冒出了很多“伪”二级运动员。

忍无可忍之下，2013年清华大学公开向四川考生告知：四川二级运动员加分我们不予考虑，请填报志愿时谨慎考虑。当媒体批判清华大学歧视四川考生时，清华大学招办负责人理直气壮地公开回应：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四川考生在我们这里检测过关的。清华大学的回应让媒体与社会舆论尴尬收场。

这些年高考录取改革中，取消或减少保送生，减少加分是唯一取得绝大多数共识的措施与方向，为什么？

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就是这样，我们不仅仅是缺乏诚信问题，而是缺乏诚信文化问题，而是作假成本太低的问题。作假、舞弊泛滥，这和目前网络大V造谣本质是一样的。

事实上，美国人的大学录取制度也遇到了中国缺乏诚信文化的挑战。假材料、假成绩单，让美国大学头疼不已，“中国式难题”成了美国大学录取中的一道难题，甚至业界流传一本如何识别中国学生作假的“红宝书”。去年，美国一所高校的一个负责人因涉及中国学生作假，在办公室自缢身亡。今年年中，新西兰也查实299名中国学生在申请学校时作假。

试想，如果我们真的大规模推广美国模式，强调多元，强调看推荐信，看其他佐证其能力的材料，结果会是什么？一定会重蹈加分与保送生的覆辙。很多人的成绩单都非常漂亮，每一个的材料都是光鲜的，获奖证书无数，推荐信充满溢美之词，让学校无从辨别真假。更有甚者，有作假的能力的，大多会是非工薪阶层，是钱权交易。高考改革的基石，公平就被彻底摧毁。

目前的高考录取政策有其不足，比如衡量的科学性，地域的公平性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应该去改革，但高考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文化，立足于公平。否则，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也更具破坏性。

更重要的是，许多理论上可行，但不可操作或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措施，更有迷惑性，更有影响力，危害就更为巨大。因此，那些有所谓社会影响力的专家，更需要谨言，不能只是为搏名而去骂：你是专家，更需要负责，而不能像一般老百姓那样，否则，与蛊惑造谣的本质区别并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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