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北京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这一被称为北京地区“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的改革，为酝酿已久的遍及全国的高考改革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将对中学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产生何种影响？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于涵。

记者：高考改革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此次北京中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使得北京高考改革终于迈出实质性的一大步。与此同时，全国层面以及各地酝酿的高考改革方案也呼之欲出。您认为北京方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于涵：我认为北京率先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向全国的高考改革释放出三方面信号：

第一，“以生为本”，给考生提供更多选择权。例如，北京市调整志愿设计及投档方式，本科志愿填报实行本科批次平行志愿组填报方式，使得考生在填报高校志愿时，更加敢于去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而不用像以前一样过多地考虑会“落榜”的问题；又如英语考试2016年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打破了“一考定终身”，这本身就是增加考生选择权。

第二，立足全局宏观调控，促进教育机会公平。例如，高考招生在北京市规划的生态涵养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设本科专项招生计划，增加这些地区升入本科一批高校的学生人数。这些都是立足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方面作出的具体努力，也势必会对北京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及城市持续科学发展作出贡献，其长远成果将惠及全体北京市民。由此联想到从2012年教育部开始推动实施的国家“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及以清华大学等高校开展的“自强计划”、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圆梦计划”等为代表的知名大学面向贫困、边远、农村地区开展的专项招生计划，都凸显了政府和大学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方面的不懈努力。

第三，减压增效，加强高考内容与形式改革。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未全面完成之前，“高考考什么，平时学什么”，是高考指挥棒在高中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发挥导向作用的生动写照。因此，高考的内容与形式，甚至直接决定了我国基础教育的走向和成效。本轮改革中，首先拿已经“过热”了的英语科目“开刀”，并且将分数“盈余”投向我国母语地位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语文科目，以及体现高校选才需求和提升选才效果的综合科目，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记者：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使得考试的方式、标准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改革对高校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会产生什么影响？

于涵：在我国目前的招考体制下，高考内容、形式的改革对高校人才选拔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招考不分”，甚至大学招生录取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依据“以考代招”，所以仅改革高考考试本身，对大学招生及育人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无异于“隔靴搔痒”。

从有利于大学科学选才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角度看，当前更需要的是打破目前大学按照高考分数统一划线录取的“一元选拔模式”，全面、深化地改革我国的考试招生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的招考“双选模式”，即考生可以选择大学、大学也可以选拔考生，考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状况和发展意愿有多次、多样的选择；大学可以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实施更科学、多元的选拔，实现学生“学”有所选、大学“教”有所选。

当然，考试招生综合改革的推进，既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也需要基于全局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分步实施以及坚持不懈扎实推进的智慧和作为，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做出“攻坚战”的努力。令我们高兴的是，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高校，从民意到舆论，都在向着有利于推进这一改革大局的方向努力。

记者：可以看出，这次中高考改革方案，特别是有关中考的改革在推进教育均衡方面着力很多，您认为，中考制度的改革将传导给高校什么影响？

于涵：可以更好地体现高校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责任，也会优化高校特别是名校的生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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