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做了十年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即将离开他现在的工作岗位，结束个人23年的审计工作生涯。

2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北露园1号的国家审计署党组会议室，在其亲笔题写“荷颂清风”的国画前，李金华接受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记者的独家专访。“这是我以审计长身份最后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

在卸任之际，他没有丝毫感伤，如果打分，“对我与对审计工作一样，70分。”他在专访中笑言。这个分数，比及格线略高，仍在优秀线以下。

但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在新岗位上担当起更沉重的职责。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会议的主席团名单之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今年7月1日起，他还将担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当选该职务。

给百姓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记者：在一个主张谨言慎行的国家，您在电视上的每一次露面，都让我们感到惊喜。是什么样的力量鼓舞您通过媒体跟公众对话呢？

李金华：这些年，社会公众对政府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根源在哪？我认为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透明度不高。

我有一个观点，不透明的不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有问题的必定是不透明的。哪怕政府部门没有失误行为，但不公开，老百姓也怀疑。如果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这个窗户、这面墙是很透明的，即使有些事你干错了，大家也能理解。

这些年，我主张跟媒体多接触。因为你跟老百姓说他有选择权、发言权和监督权，但是他不知道情况，怎么行使这些权利？

记者：最近十年，审计署究竟走了一条怎样的政务公开路？它是怎样推动政府向阳光政府迈进的？

李金华：这些年我们在不断推进政务公开。我把审计情况如实地报告政府，同时建议政府如实地把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开始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时候，对外公开的方式是发新闻稿，新闻稿开始也很简单，就是两页纸。

1998年我担任审计长，第二年我们就建议新闻稿和报告差别不要太大，总理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此后）新闻稿基本上和报告没有太大差别。

政务公开，我们审计机关要带头。现在，我们自己的预算对外公开，将来决算也对外公开，审计计划也要公开。将来审计准则、审计标准这些都要对外公开，让大家监督。

记者：为什么要想到推动公开审计结果公告的动议？公告发布后，被公告的部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给您带来压力？

李金华：温家宝总理有个观点，审计不仅要揭露问题，而且重在促进问题的整改，要给老百姓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所以每年向人大报告后，总理要专门听审计署汇报整改结果。此后，人大常委会也提出，政府要把六月份报告的问题，年底给他们报告一次整改情况，而且这两次报告都要对外公告。

现在，每年两次公告已经形成制度了。世界上，唯独中国的审计部门不但要查问题，还督促你整改问题。别的国家审计机关对整没整改是不管的，报告给议会就完成任务了。

国际认可中国审计经验

记者：以30年改革开放史为宏观背景，回顾国家审计署25年的风雨历程，您认为中国政府审计有哪些独特经验？

李金华：回头看我们25年政府审计的历史，我认为，立足国情、走有中国特色审计之路，是最重要的基本经验。上世纪80年代初审计署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学习借鉴了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但我们没有简单地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除了基本经验之外，还有其他经验，比如紧抓整改和公告、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益等。例如一些基本建设项目，我们审计以后，核减资金达到其预算的10%左右，有的项目预算甚至削减50%左右。此外还有队伍建设，你没有严格的纪律是不行的，不能审谁吃谁啊。

记者：鉴于和西方审计体制的比较，曾有学者建议我国审计体制改革应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过渡。您认为我国应走一条什么样的审计道路？

李金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审计机关，都是独立于政府的。隶属于政府的，目前世界上最多有两三个国家，有一些原来隶属政府的现在也改过来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回避。

过去，每一个来访的外国审计长都问我，你们的审计制度是不是独立的？最近几年没人问了。最近我当选为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全票通过，没有人提出中国审计的体制问题。这说明一点：他们认可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审计发挥了很大作用。

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什么会选择审计机关隶属政府的这种行政型审计体制呢？

李金华：据我了解，1982年，中央在讨论成立审计机关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一种觉得该隶属于人大，一种认为当隶属于政府。但那时候，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刚刚恢复，而政府是个大政府，历史的条件让我们选择了隶属政府的审计体制，审计署对总理负责。

中国特色的审计“结合”

记者：十年来，您访问过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也接待过很多来访的外国审计长，您认为中国西方国家的审计有什么不同？

李金华：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为主，解决的是真实性和合规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还把“打假帐”作为工作重点。当时，我们审计的1200多家企业，六成企业的账目不真实，所以朱镕基同志后来提出“不作假帐”。而西方发展到今天，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我们与西方国家审计的不同关键在“结合”上。我们把审计和揭露经济犯罪、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这一点，西方有些国家觉得奇怪，你不是司法机关啊？但我们和司法等其他部门有密切的配合。我们发现线索有的直接移交，有的通过领导批示移交，非常快，效率高。

西方很多国家将绩效审计和财务收支审计分开，但我们是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感觉还是分不开的。到一个单位去，既有财务收支上的一些违法违规问题，同时又有效益上的损失浪费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

我们的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是结合起来的。不仅审计一个部门，而且审计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目前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在做，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但是不多。

我们的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是结合起来的。我坦率地跟你讲，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比较好的，中国是其中的一家。我到国外去，有的审计长跟我讲，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记者，不愿意和记者打交道。

记者：对比中外审计体制的差异，您如何评价两者的优劣？

李金华：我们有行政决定权。我们可以依法决定没收你的非法所得，对你罚款，然后把有关人员移交给其他部门追究责任。我最近去以色列，他们的审计长就很羡慕我们有这个权力，他们没有啊。我的很多问题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我可以向总理报告，提出建议，所以整改得就很快，这也是外国没有的啊。

当然，中国的审计体制也有它不足的一面，有些地方审计的独立性还有缺陷。

记者：在本届任期内，您推动了《审计法》修正案的出台。对于修改后的《审计法》，有人认为还不够好，譬如说，地方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就没有改变。这就涉及您刚才说的独立性缺陷的不足，对此您如何评价？

李金华：修订《审计法》的时候，很多人寄希望是否能在体制上有所突破啊，是不是能够垂直啊？我跟你说，这是个宪法问题，你要变就必须修宪。

我们这次修订，在不突破《宪法》框架的前提下，增加了一些内容，把经济责任审计，也就是离任审计，写进去了，把对国家控股的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审计问题写进去了。再一个，在手段上，对公款私存的查询啊，会计资料、资产的封存啊，搞了一些制约性的规定。

我认为这是好的，权力要发展，制约就须得跟上。光有权力没有制约就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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