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纽大平面教室中的桌椅都有轮子，可根据课堂需要随时改变布局，比如用于学生分组辩论，以及多媒体教学互动等。蒋迪雯摄
上周末，来自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新生，齐聚世纪大道1555号—上海纽约大学陆家嘴新校园。为期两周的新生营后，他们将与首届近300名学长一起，迎来这座中美合办大学的第二个学年。
这所“垂直大学”只有15层高，在金融贸易区的高楼大厦中并不起眼。相比动辄万把人的大校园，其建筑面积仅为5.5万平方米；在6个教学楼层间设有51个教室，七成以上只能容纳16到20人，桌椅可根据课堂需要随时改变布局，比如用于学生分组辩论。
鲜有大教室、大班课，办学规模甚至比中学还小。上海纽大等国内少数几所新建的“最小大学”，并非只是体量上的缩减，而是正探索一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精英教育模式—让大学变“小”。
小生源，大师资
“坚持和超越”是纽约大学的校训。作为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高校，上海纽大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理事包括办学主体美国纽大、华东师大以及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代表，中美双方各占半数。在筹建新校的谈判过程中，美方坚持在城市中心区域办学，就像纽大位于纽约第五大道那样，他们说“宁要这里一幢楼，不要那里一片区”。
校园“大小”取舍后，第二个“坚持”在于1∶8的“师生比”，也就是1名老师只能配置8名学生。正如参与谈判的主事者所言，这一前提被美国人“咬住不放”。而在国内高校扩招后，较好的师生比是1∶16，更多则为1∶20。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全国大于30%、上海大于60%，分别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如此格局和背景下，上海纽大校长俞立中不止一次告诉记者，在上海办上海纽大，如果只是再多开一所大学、再多招一批学生，“那真是没有什么意义”。这位新中国的同龄人，在卸任华东师大校长后，全身心投入上纽大建设。他明白，在中国办这么一所国际化大学，是试验一条新路、创新一种模式。
上海纽大第一、二届生源规模均不到300人，其中中国和国际学生各半。很巧，上海纽大招办主任周鸿教授，也来自华东师大同一职位。在2014级的开学季，他手里已经备好了明年招生的基本方案。不再一味掐尖，方案这样形容招生对象：“适应国际大都市竞争环境、向往走向世界、渴求新知识、勇于挑战新事物、学习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成绩，被放在最后一位，因此上纽大自主招生没有统一笔试。
招生与培养是一条链，找到适合本校气质的“小生源”，接着就是配上“大师资”。按1:8比例，300名学生对应近40名老师，而上纽大第一年师资规模达90名，其中三分之一直接授课，三分之二助理授课。即使这个月，第二届新生报到，师生比依然优于1∶8。
同时，师资水平不低于纽大标准，几乎都是外教。作为学校“首席学术官”，上海纽大副校长、教务长汪小京还在组建国际一流教授队伍。其中已有的两名院系负责人，分别从美国纽大加盟—原纽大历史系主任乔安娜·卫周安任上纽大文理学院院长；纽大斯特恩商学院副院长艾顿·增莫尔则出任上纽大商业与工程学院院长。来沪授课的首批纽大教授中，共有7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其中包括2位两院院士。同时，常务副校长、原康奈尔大学校长杰弗里·雷蒙作为法学教授兼律师，汪小京本人作为原耶鲁大学神经科学终身教授，都为本科生开课。
小教室，大课堂
新校区的教学布局特点，“复刻”了使用一年的华东师大过渡校区。正对二楼扶梯口，左边是中方校长办公室，右边是美方校长办公室。俞立中校长隔壁就是一间教室，常常可以听见里面传来的大声争论和朗朗笑声。
文理学院院长乔安娜·卫周安是个“中国通”，她主讲一门名叫“中国概念”的历史课程，从远古讲到21世纪，视角既非“中国中心”也非“美国中心”，同时受到中外学生欢迎。这门课只有30个名额，学生选不上怎么办？“不能扩容，他们可以下学期再选。”尽管每周只有两次课，但学生们在课外花的时间远比课内多，因为每节课前他们要精读数十页原著文本，不仅每周要写一篇读后感，随堂还要用20分钟写实时读后感，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未知、新意等。大学生坐着听讲并不累，而随时想着提问与回答才叫累，本课程学分中的20%由研讨情况决定。
一间小教室里永远只有一名老师和一帮学生？这种观念太传统了—上海纽大所谓的“大课”，不是学生多，而是老师多。入学前两年必修的“核心课程”，分为社会与文化基础、数学、科学、写作、语言五大模块，课程设计以多学科融合、多样化授课为原则。一个跨界交叉的“大课堂”，要求教授们分工与协作，甚至研讨课上会出现8名老师各自带组，了解学生思辨过程。
比如“全球视野下的社会”这门课，由美方校长雷蒙与一名美国院士领衔授课；“分析学”课程更是由两名美国院士合作担纲；而“科学基础”涉及数理化及生物学多个学科领域，由包括美国院士在内的3名教授联合讲授。每周，“科学基础”都有4节主讲课、2节研讨课、1节实验课组成，每节课长达75分钟到90分钟。
杜冰凌从上海中学考入上海纽大，从小学到高中，他基本都是带着所谓“学霸”的光环度过。但刚入上海纽大，杜冰凌就有过一段时间迷茫，当时感觉自己十几年书像白读了一样，心理落差蛮大。
庆幸的是，这种落差也促使杜冰凌反思自己，找寻从前在应试教育的条条框框下被迫丢掉的很多东西。“上纽大的教授也好，教工也好，外国同学也好，都展示了一种与国内应试教育体系不同的观念。”他觉得，自己掌握了一种新的自主性。这种自主不是过去依照考试要求去自主学习，而是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到大学中，需要学生独立思考与判断。
上纽大的课没有标准答案。文理学院就像一把大伞，下面是12个具体专业。现有的两届学生都还没有任何专业，必须在大二末才进行选择。“希望他们在通识教育中自我觉醒，冒出真正兴趣，找到自己所长。”卫周安说。
小实验，大成本
新模式的探路者，并非只有上纽大。就在上海数十公里外的阳澄湖科技园，第二座中美名校合办的独立法人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已经首年招生。它由武汉大学与杜克大学创办，同样精招生、强师资，同样中外学生比例各半。
在昆山，新校长刘经南院士向记者透露，学校先招硕士生，后招本科生，按计划今秋首届研究生不超过100人。而建校前两年，就有50多位杜克大学教授来昆山校园授课。据规划，近期在校生规模约700人，远期也只有3500人左右。
对比两组数据，中国高校在校生规模世界第一，达3000万之巨，美国在校生约1700万人；然而，中国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仅2000多所，美国则有约3500所。因此，以“校均”人数论，中国平均每所高校约1.5万人在读，美国只有约5000人。显然，美国大学比中国“小”很多。从中，或许可见高教大国与高教强国的不同。
充满意味的是，上海科技大学这样的国内大学也开始变“小”了。这座中科院与上海市共建的研究型大学，一开始就确立“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定位。今年9月即将入学的首届本科生，面向全国仅招200人，此外还有研究生新生400多人；而校方已聘的专任教师囊括了3名诺奖得主、26位中国院士，在中国高校界堪称罕有。
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上科大校长江绵恒，将中科院沪区十余家科研院所与上科大进行教育资源整合配置，所聘“院士教授”数量已占沪上两院院士约三分之一。基于科学家们国际学术交往的常年关系，去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耶鲁大学教授罗斯曼，也已接受上科大免疫化学所教授聘书。
江绵恒表示，学校将按1:10到1:12的师生比，先建设一支千人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在校生规模最终将达本科生2000名、研究生4000名，学校有足够师资为每位本科生配备导师。他对新生们说：“我们不提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只希望这是一个结果。”有人认为，上海科大正按照培养钱学森的加州理工学院模式办校，后者在校生只有2000人规模。
如果教育大众化后的小众化试验，解决了“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那它们必能拥有一种复制性。（本报首席记者 徐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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