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回归时代的港人恐惧

事实上，对内地持有群体情绪的香港年轻人不算少，甚至有部分直称自己为“激进右翼青年”。在“占领中环”的运动中，他们是主要力量。那种对于大陆的“生硬的警觉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也最明显—他们几乎反对一切与内地有关的人与物，他们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并转发“普通话让人智力下降”的论断；他们会穿上同样颜色的T恤衫，在小巴和地铁里汇向中环。

香港人将“狮子山精神”视为香港的文化内核，即“不管发生什么，努力就定有收获”的“敢做（can-do）”精神。香港在英国管辖时期建立了完善的商业社会秩序，英式的“重商主义”定义了香港的社会逻辑，而财富的积累代表了更好的机会与更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香港社会在这样的模式运行下，形成了一种自信的社会心态。

但从地理概念上讲，香港的体量太小，因此香港社会注定需要在不断的调整中去被动地应对周遭的变化，并从中寻找可能的机遇。这也不难解释类似于李克勤的《红日》以及Beyond的《海阔天空》为何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文化产业巅峰时期成为招牌产品—他们唱的就是香港，带着骄傲。

很难厘定香港的社会心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点一点转变成现在的样子，度量“狮子山”精神如今在多大的程度上引领着香港也绝非易事。在学校的个人发展课程上，主讲《冲突管理》的老师在讲述她的亲身经历时，给了我一些启发。这位老师是一名中年女性，香港人，她说：“念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香港未来会回归。但后来内地政府在一些事件的处理方式上，让我们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悲伤与愤怒。当然，最深层的是一种恐惧。那实在不是处理冲突的最佳方式。”

被警觉的大陆人民很包容

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以及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于依靠金融与贸易的香港来说，在巨变面前再次调整是唯一之选。这次调整更关键的或许是心态的调整，当然这并非易事。在许多香港企业的招聘条件中，“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和“愿意在内地长期工作”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指标，而香港的年轻人因此承受着巨变引发的最主要的冲击：他们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却不一定握有本就越来越微弱的比较性优势。在一次经济学家论坛上，惠誉的一名代表便表示，香港可能会大陆化，也可能会更加国际化，但属于香港本地的部分，恐怕会越来越少。

自信缺失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存在感算是一种社会化的本能，而对于大陆的这种“警觉”，正成为一部分香港年轻人社会心态中的膝跳反射。

大陆年轻人对于这种情况，展现出的则是宽容与主动。开学不久，一名城市大学的内地新生在新浪微博上开通了名为“城大福利社”的微博，提供许多租房以及学校公共资源等信息，便于内地新生快速适应。由于微博头像使用了城大校徽，在香港本地论坛上出现了类似“内地学生假冒校方”的帖子，该生本科期间担任过校党支部干部的历史也被论坛的朋友晒了出来，引起论坛内各种讨伐。这名内地新生很快注销了微博账号，他说“我会学习适应这样的政治氛围”。平均主义分配资源，这并不符合现今世界的丛林法则。我很好奇那名校董竞选的本地候选人在得知自己落选时，会有怎样的反应。有一点很确定，他会继续抗争，即使微小到像米线中的那一个鸡翅，也终究是他的一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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