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陈桂棣夫妇曾经因为写作《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而成名。这一次，他们放弃了宏大的主题，转而出版了私密的日记。新书的内容只是儿子多年求学中的困惑与无奈，而这背后似乎是一次同样宏大的“中国教育调查”
“我儿子厌学，我们没有责任，责任在于社会、学校、老师。”
11月30日，作家春桃在自己新书《南下北上求学记》的读者交流会上说。她情绪有些激动。
陈桂棣和春桃夫妇合写过著名报告文学作品《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相比于那些宏大的主题，他们的新书却是整理自春桃的个人日记，主角是他们的儿子。
《南下北上求学记》讲述了儿子小明在江西省萍乡市(书中化名萍城)上小学期间，六年内三次择校、三次搬家，最后逐渐在市重点学校里变得厌学的全过程，看似琐碎而个人化，但仍然延续了陈桂棣和春桃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路子，指涉当下种种教育问题和一个地级市的怪异教育生态。
从南下到北上
春桃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儿子出生后，关于儿子的日记甚至单开文档，一个文档记半年就满了，每个打印出来都有五六十张纸。儿子上小学六年来，她一共记了几十万字的日记。
2005年，由于写作《中国农民调查》得罪了一些本省官员，春桃不得不带着5岁半的儿子从安徽合肥风尘仆仆地赶到江西萍乡，准备让他在这里上小学。
萍乡是春桃的娘家。按照她的描述，这里的城市气质与中国大多数地级市雷同：老百姓不看书不看报，打麻将成风；经济不够发达，但讲究吃喝。作为一个曾发生过路矿工人大罢工、又策动过秋收起义的矿工城市，萍乡人讲义气、重团结，讲人情、重关系。“动不动就靠拳头说话”，在春桃眼中，这样的传统以一个奇怪的方式延续到了今天。
儿子刚入学，就接二连三地被同学欺负。而为了跟老师搞好关系，春桃的妹妹请老师到家中吃饭。春桃在书里这样描述儿子第一所小学的班主任，“打扮得很时髦”，“匆匆吃了饭，就和其他老师们一道退到里屋去打麻将了”。
不久，由于作业太多、负担太重，春桃和丈夫陈桂棣把小明从东门小学转入北门小学，又因不满意后者的硬件和体育设施、更因为对重点学校的向往，春桃又托关系，把儿子转入了重点学校南门小学。他们没想到，儿子竟然在这所重点小学中产生了严重的厌学情绪。
一天，小明突然哭着对父母说，他要回北门小学，说班主任周小萍老师(化名)喜欢骂人，并当众将小明的作业本摔在地上，骂他的作业格式错误，讥讽这是“天下第一格式”。刚转学过来的小明并不清楚格式要求，吓得不敢哭出声。“这件事对儿子产生了极大刺激，”陈桂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后来，类似的事渐渐多了起来。“开始一两年我一直忍气吞声。教师节我送给她奥运纪念车票，儿子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时又署上她是辅导老师，都没用。”春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周老师笑嘻嘻地收下奥运纪念车票的两个月后，因为小明跟同学在奔跑中相撞，她把他拉到走廊，连扇了五六巴掌。
春桃得知后十分愤怒，却很快从别的家长处打听到，“周老师的一个亲戚是市里某部门的头头，后台很硬”。
“我不可能永远这样忍气吞声。”春桃说。她尝试联合几个家长，想换掉班主任。但家长们顾虑重重，计划最终胎死腹中。“当时有个家长甚至说‘我的孩子太皮了，老师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放开手弄他’。” 春桃回忆。陈桂棣又打电话找到一位副校长，却被告知周老师是一位“优秀老师”。
小明与班主任的冲突愈演愈烈。春桃一次发现小明的课桌因为有废纸而被班长强行搬走——周老师赋予了班干部们惩罚同学的权力。还有一次，因为小明跟同学发生冲突，周老师当着全班对那个同学说：“你不要理他(小明)就是，不要把他当人，就当他是畜牲。”
小明的成绩开始下降，周老师把他的座位安排在了“差生”的靠墙位置。被贴上这一标签后，小明的厌学情绪达到顶点，更开始与同样的“差生”混在一起。
无奈之下，春桃夫妇只好为儿子另谋出路。他们花几十万在天津买房，为小明办了个“蓝印户口”，又联系了一所北京的民办中学。2011年，他们带着小学毕业的小明再次逃离，北上求学。
“只能现身说法”
从小明转到南门小学之后，春桃夫妇开始产生了做一个“中国教育调查报告”的想法。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材料和证据。“之前对这方面就有过一些反思和困惑，那时开始发现，教育的问题很大。”春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彼时，《小岗村的故事》刚刚出版，陈桂棣和春桃正在为《寻找大别山》和留守儿童题材的写作搜集资料。他们每逢前往合肥、大别山或别的农村采访，都会顺便调查当地学校和老师的情况，尤其重视地级市以下小城的教育情况——中国70%的孩子都在这样的小城成长。
他们渐渐发现，许多地方存在与小明遭遇类似的教育问题。在稍大一点的城市里，高学历人才更愿意去当公务员，当了老师也没有热情，教书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小地方则有不少不够格的人“走后门”当上了老师，更多的原因是这份工作有两个假期和稳定工资。在重点学校，“走后门”的现象甚至更为普遍。
做调查的那段时间，春桃一天到晚都很焦虑：现在学校老师怎么那么差劲？学校有那么难办吗？她简直想自己办一个学校。她在大别山采访时提出这个想法，得到的回答是，“别办了。所有的孩子都跟父母打工去了，学校连学生都招不满。”
同时，她也很快发觉，教育话题竟比农民问题更为敏感。中国有多少岗位就有多少岗位的家长，这个领域远比农民领域更复杂。虽然很多家长、老师都有一肚子苦水，什么故事都能摸得到，但他们只敢背后讲讲，绝不同意在书中采用。
春桃夫妇开始担心，由于缺乏人证，书籍出版后会因为证据不足引发纠纷甚至官司。这方面他们拥有切实的经验——在出版《中国农民调查》期间，他们惹上了一起官司。如果这本新书里有一点细节不实，官司就有可能输掉。
于是，春桃开始考虑将自己的日记整理出版，现身说法。把自己一家人写进去，势必会自损形象。很多朋友劝她放弃这个计划，她犹豫了一两年，甚至有时候睡不好觉。但最后还是决定将日记出版，她觉得：“必须对家长、对学校有所冲击。”
经过权衡，无论孩子还是老师，在书中均采用了化名。为了保护爆料的老师，春桃干脆把几个老师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全部变成“郑坚老师”的话。萍乡市在书里被改成了“萍城”，涉及到的三所小学也都改了校名，此外，关于校长腐败和后台背景的段落，书里只写了实际情况的四成。因为自己的日记有过十分详细的记录，她再三向记者强调全书每一个细节的真实性。
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写作对象也十分容易被识别，尤其是对于萍乡人而言——比如，萍乡南门其实就只有一所市级重点小学。
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一天，春桃夫妇接到一个爆料老师的电话，《南下北上求学记》一书在萍乡教育界不胫而走。南门小学的领导为此十分震怒，竟然正在追查材料的提供者。为了自身安全，这位老师只能用公用电话与春桃通话。
“要是我儿子还在萍乡念书，我应该暂时不会出这本书。”春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一个父母都要考虑孩子的安全。”
“我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2011年小明到北京后，学习压力骤减，春桃夫妇竟然又有些不适应了：这个学校也太松了点，作业怎么那么少？
他们为儿子挑选的是一所民办学校，校长是台湾人。教职工里天主教徒比较多，“绝不会出现老师打孩子的情况”。另外，每个班只有20人左右，儿子“好歹不会成为被放弃的对象”。
他们很快看到了儿子的变化。初一那年，小明在春桃的鼓励下第一次报名参加了运动会的200米和1000米比赛——之前在江西读书时，运动会都是由老师指定专人参加，小明从来没有得到过机会。1000米跑到最后，小明被别人领先了足有一圈，但在全场的加油声中，他坚持跑完。从那以后，他经常去健身房跑步。
除了运动会，小明还踊跃参加学校的辩论、表演及义卖活动，渐渐开朗起来。“以前他没有个性、没有自我，现在敢于尝试很多东西，性格一下就变了。”陈桂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让春桃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学校让家长成立了“家委会”，便于与校方沟通。小明一开始的班主任也不大理想，经家长反映，很快就换掉了。想起自己在江西为了换班主任费的九牛二虎之力，春桃感慨：“跟‘下面’反差太大了！”
对于春桃和陈桂棣来说，做出“北上”的决定并不容易。用春桃的话形容，自己“经过了几年的思想斗争”。
在萍城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们熟识的、曾经在《中国农民调查》惹上官司时协助过他们的律师朋友陆智敏多次前往江西，发现这个家庭的状况已经近乎“窒息”：孩子压抑得什么话也不说，就连春桃和陈桂棣似乎也透不过气来。
“不夸张地说，他们自己都快被逼疯了，更不用说孩子了，”陆智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多次做两人的工作：“不管来北京来天津，你们必须换环境。”
对于“北上”，春桃夫妇有最大的担心：没有户口，孩子无法参加中考和高考。他们虽然在天津买下了“蓝印户口”，但小明死活不愿意去——后来他们才发现，天津重点高中对蓝印户口学生的安置数量有限制，只有一成孩子才能通过考试入学。最奇怪的是，这个考试不考语文，只考数理化和英语，因为语文拉不大分数差距。
“要是以前我就逼着他去了。一个可以参加中考的地方，不去太浪费。”春桃说。但后来她慢慢想通了一个问题，“我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最开始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并不是为了让他光宗耀祖。”
儿子上小学后，她开始不自觉地“被应试教育牵着鼻子走”，“我现在要回到他上小学之前我对他的期待，只希望他能把学习的兴趣找回来，以后能自食其力，做一个善良、感恩的人。”她说。
几个月前，当春桃提笔开始写作《南下北上求学记》头几章时，小明跟在后面看，边看边哭。在萍城的六年让春桃夫妇学会了一件事：不要替孩子做决定，凡事尊重他的选择。
小明喜欢画画、并且画得不错，宣称“对应试教育已经绝望”的春桃夫妇决定依他的意思，放弃中考。明年，小明初中毕业后将直接报考美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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