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大学生朱炳辉成功创办智能机器人公司，不仅开创自己的事业，还招用20名大学生；山东济南，市民张忠华在政府帮助下当上了一名广场保安，解决了一家温饱；广东广州，1800多名来自四川的农民工乘专列抵粤就业，奔向新生活……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每时每刻每地，都在上演着就业的故事。
就业稳则人心安，就业稳则信心足。
坚持就业优先，鼓励创业就业，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亿万百姓有了赖以谋生的“饭碗”，生活越来越甜美，心劲儿越来越高。
从1.8亿到7.8亿，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全球每年失业人口以220万的趋势增加，而中国却在为世界新增就业机会”“中国就业名列世界首位！”……2017年，国际劳动组织、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纷纷点赞中国就业表现，“中国就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发展之路：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质量显著提升，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70年来，我国保持了就业形势长期稳定，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说。
回眸70年，这是一份亮丽的就业答卷 ：
——亿万劳动者找到工作，开启幸福生活的大门 。
1949年，全国就业人数只有1.8亿人，2018年，增加到7.8亿人，增幅达329.1%，高出同期全国总人口增幅1.7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00万人以上。”张莹说。
——从一产到三产，就业结构完成从“金字塔形”到“倒金字塔形”的转变 。
江苏南京，27岁的袁建刚刚荣升为一家西餐厅的甜品主厨。“我家里人和西餐一点都不沾边，爷爷种了一辈子地，爸爸在厂里打工。”高中毕业后，袁建拒绝与父亲同行，一头扎进了餐饮业。
袁建家三代人的职业变迁正是中国就业结构变迁的缩影。
1952年，绝大多数劳动者以农业为生，而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二、三产业就业人员迅速增加，到2011年，第三产业首次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2018年，我国一、二、三产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6.1%、27.6%和46.3%，逐步形成服务业占主导的现代就业模式。
——从农村到城市，城乡就业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
“进城，那可是件大事儿”。新中国成立时，大多数劳动者都在乡村就业，城镇就业人员仅占8.5%。直至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放开制度的藩篱，释放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城镇就业人员才迅速增加。2014年城镇就业比重首次超越乡村，达到50.9%。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达4.3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6.0%，较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3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
——工作生活更加平衡，老百姓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
1994年，结束单休制度，实行“大小礼拜”；1995年，全面施行“双休制”；1999年，调整形成黄金周；2008年，出台带薪年休假制度……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全年法定休息日才59天，现如今实行每周双休，再加上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年休假，全年休息日可达120天以上。
从铁饭碗到造饭碗，以创业带动就业
1978年12月18日，江惠群和她的24名姐妹第一次放下锄头，走进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打工妹”。
“当时用的是淘汰下来的旧机器，用脚踏、手摇生产电吹风里的电热线圈。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不用再下地种田，工资还比种田的收入高3倍。”
1980年12月21日，温州姑娘章华妹拿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户工商业营业执照，懵懂中偶然成为“中国个体户第一人”。
“当时大家还是羡慕在国企、集体企业工作的人，看不起做小买卖的，自己也感觉头都抬不起来，但做了一段时间，发觉每天都有几块钱进账，感觉特别高兴！”
1996年7月10日，卢燕奔波在郑州的街头，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面试，成为我国第一批自主择业的大学生。
“当年新政策出台，我们这批毕业生回原籍可以‘包分配’，留在城市则要自己找工作，犹豫再三，我当时决定自己在郑州找工作。虽然整整跑了20多家学校才找到工作，但我尤为自豪。”
70年来，取消“大锅饭”，打破“铁饭碗”，从分配就业到双向选择，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到选择到基层就业，从谋求稳定就业到在创业天地里自由奔跑，我国就业制度实现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统包统配”向市场就业的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求日益提升。“从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断培育发展壮大。”张莹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创业进入黄金时代。
创业是更加积极的就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营造有利于创业的体制机制环境，创业热潮喷薄而出。
——改革释放活力，让劳动者想创业 。
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开展“多证合一”“证照分离”等市场主体准入改革，在“放管服”改革的推动下，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2018年全国日均新设企业1.8万户，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新就业形态大量涌现。
——改革搭台助力，让劳动者能创业 。
创业资金雪中送炭，创业平台铺路搭桥，创业导师答疑解惑……目前，我国众创空间数量达55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超4000家，创业投资机构逾3500家，为“草根创业者”解决难题。
从稳存量到扩增量，着力化解结构性矛盾
新中国成立初期，400万失业人员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在那一阶段，我国采取了失业救济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转业训练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就业工作，对当时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为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扩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就业渠道，广开就业门路。
9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凸显。我国明确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筑牢保障网，绝大多数先后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按时领取基本生活费，成功地实现了企业富余人员分流的“软着陆”。
“正是由于我们重视并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不仅为劳动人民解决了饭碗问题，而且使共和国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难关。”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张小建说。
当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面临更加复杂而艰巨的就业任务，城镇就业压力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并存。
2018年年底以来，中央明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并首次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一系列稳就业措施出台 ：
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使之更有利于扩大就业；对劳动者就业予以政策支持，调动其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对企业用人给予政策引导，使之愿意更多吸纳就业；对困难群体加大政策扶持，帮助他们摆脱失业困境；对市场供求匹配施加影响，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将失业治理防线提前，进行预防和调控；对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使之与促进就业形成联动……
“总之就是要千方百计稳岗位，力保岗位不流失，想方设法扩就业，多方挖掘岗位。同时，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说。
坚持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就业是安国之策。“就业优先不是一时之计，而是长久之计；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坚持贯彻始终。”张小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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