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办的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上，教育部学位管理司副司长黄宝印介绍说，我国实施研究生教育35年以来，已培养50多万名博士人才，支撑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黄宝印同时强调，我国博士培养面临着规模和数量较大但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较大差距。（中新网11月10日）

改革开放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人数每年均以较大幅度增长。2007年，我国博士授予人数超过5万，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从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这样算来，自实行学位制度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

然而这样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却总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博士数量的大跃进式增长，某种程度上是以降低人才遴选标准和学术质量为前提的。譬如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生淘汰率一般为30%，部分学科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我国的学位教育几乎是全进全出，淘汰率极低。虽说中外研究生教育模式有差异，进出门槛不同，但像中国这样宽松的选拔机制，显然不符合教育和学术规律，博士生的质量可想而知。

也正因如此，有媒体感慨：中国成为博士工厂，为何出不了大师？有人甚至将中国尚无人获得诺贝尔奖科学类奖项与“世界第一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相联系，认为这是个讽刺。虽说这两者间并不一定必然相关，但我国研究生整体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事实。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和科技实力，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批量复制博士生，炮制出的无非是一顶顶注水的博士帽，以及教育官员的虚假政绩。

博士生数量的非理性增长，一方面源于“学历崇拜”的社会心态。正如有学者所称，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譬如在高校、医院等人才比较集中的行业，“博士”已成为晋升和评职称的一项硬条件，在这样的现实下，博士教育实际上已经远离学术，而与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

另一方面，则在于权力对教育和学术的染指。前人大校长纪宝成曾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在官场。”近年来，“官员博士”成为一种舆论关注的现象，甚至由此而形成一个潜在的文凭贩卖市场：高校通过给高官派发文凭而获得相应的政府资源，而官员则通过文凭来包装自己，增加其从政含金量，双方各取所需，不谋而合。不久前落马的前南京市长季建业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6年，季建业获得苏州大学在读博士生的学位，同年成为该校校董。而早在2007年，三农研究者张英洪就曾举报季建业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并欲花20万元平息风波。

太多的“南郭先生”，不仅极大浪费了社会资源，也损害了教育公平和学术公平，对我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实力的发展也起到了反作用。沾染了权力和功利的博士帽，是时候该挤挤水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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