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 8月13日-14日，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在深圳举行。围绕“21世纪大学的新使命和人才培养”，近200名中外大学校长站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战略高度，围绕本国和本地区的经验与思考，就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提高大学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大学体育与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绿色大学的建设等议题，各抒己见，分享经验，达成共识。

“只有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我们才可以不去面对国际化。”和南非罗德斯大学校长萨里姆·巴达特一样，参加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们早已看清，全球化带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毋庸置疑。然而，在高等教育里，全球化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国际化=麦当劳？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校长爱德华·奎里亚罗斯：我有一个新的大学分类叫做“全球性的大学”，它其实反映了这个大学在全球运作里复杂性的程度，以及与全球连接的程度。相对来讲，在比较低层的就是一种建立于友谊之上的联盟，例如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学术机构联系起来，签署协议，交换想法，或者是交换教职员工；高一点的就有双学位课程，或者有能够授予学位的分校区；在这个金字塔的最高层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大学，它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只提供一个学位，只提供一套课程，学生可以到处走，在不同的地方上学。在这样一个学校里，学生、教职员工的思想没有任何界限的约束，可以不断地交流，而这种外向型的全球化的大学有一套标准，在全球有一套评估的体系，它是由一套管理班子来管理的，无论是虚拟课堂还是远程课堂，都能够提供丰富的内容，能够融会贯通各种知识，带来真正全球化的教学内容。

某校长代表：你刚刚提到了全球化的大学是在全世界都有校区，但是只颁发一个学位、有同样的教学课程以及有同样的标准，这就像麦当劳模式，无论去哪个地方的麦当劳，你买到的汉堡包都是一样的，这有质量控制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劣势。这是否代表了一种文化殖民主义？这与真正的交流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与建立真正的植根于当地文化的教育的区别在哪里？

爱德华·奎里亚罗斯：这样一个全球的大学不会变成麦当劳。好的大学基本上是研究型大学，符合这个标准的90%来自美国。这种模式是不能复制的，因为好的教授、实验设备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复制这种研究型大学，也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读博士学位。我强调的是：有这样一种类型的大学，这些大学可能在世界上五六个地方有分校，有的可以通过与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来成立分校，或者是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内的一个教育机构。这类大学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各个分校的教育质量跟本校的教育质量是一样的，而且学位也是一样的。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校长休·布兰迪：有些大学有能力把他们的校区遍布世界各地。如果我们能有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统一的模式的话，是可以这么做的，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种模式。当然我们不会使用麦当劳的全球统一模式。我们的分校区可能有一些差异，但是我们有一些最基本、核心的课程——就像有统一的骨架，但却有不同的血肉——我们会有一些当地的做法。

如果讲全球化大家就认为是像麦当劳这种模式的话，我肯定不认同，这不是我理想的全球化。但是，比如说在工程、医学领域，肯定是有一些通用的核心课程的领域，就没有办法本地化了。当然，全球化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项目、课程的本土特点。为了适应本地特色，我们利用了最新的技术如远程会议技术等等，以此来解决学生面临的问题。如果全球化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发挥当地的特色和优势，同时能够求同存异，并且让我们的学生更好地应对因为文化不同带来的挑战的话，这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从毕业的那一天开始，就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国家中顺利地工作，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民。当然，对我们大学而言，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怎样充分利用现有的最新技术，打破旧的秩序，创造一个更有想象力的未来。国际化=哈佛？

南非罗德斯大学校长萨里姆·巴达特：学生的交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其更具活力，但是在当前背景下，学生的流动并没有真正帮助我们实现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进一步促进欠发达国家智力的发展、知识的发展、技能的发展，以及促进欠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的根本性改进，在这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如果你站的高的话，你可以看得远，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但如果你面对南方和北方，你看到的东西是可能不一样的。如果觉得全球化作为一个我们生存的基本环境，能够给我们所有的社会带来同样的生存条件的话，这未免太天真了，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有人说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小了，让世界更加安全了，可能我会认同。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没有一个全球化的、统一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南非、中国，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就像在海底巡航一样，必须找到自己的航线，才能解决它的问题。可能我们觉得有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黄金标准，难道这个标准就是所有大学的未来吗？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不同类型的大学，南非不需要25所哈佛等级的大学，它需要有25所大学能够在本地、在国家、在全球的层面上更好地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通过合适的教育机构来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而不是简单地抄袭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做法。

台湾东海大学校长程海东：提到全球化，许多校长在谈话中都会强调数字，包括老师的数量，学生的数量，发表文章的数量，协议签署的数量等等。我想提一个不同的视角，尤其是从学生的角度，还有师资数量的角度，主要是在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师生没有机会出国，也没有机会接待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对于这些大学来说，怎么样能够教育这些学生，让他们面临全球性的问题？内容和内容所处的当地的环境更加重要。我们必须要利用领先国家的资源，去教育不发达国家的学生，让他们考虑全球的问题，比如我们讲到节约资源、碳减排，还有台风和地震的效应……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全球的视角来教育世界不同国家的学生，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我们唯一的星球？这个问题应该是教科文组织关心的，但是另一方面，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应该考虑的。

东帝汶国家大学代表：说到高等教育全球化，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跨境教育。两年前我在上海参加的一个会议讲到了教育的质量保障，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的大学可能在越南、中国都有自己的分校，这种跨境教育和把学生、教职员工送到海外求学的做法是否不同？这种在海外建立分校的方法，真能够为我们实现双赢？或者说能够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教育发展不平衡上的问题？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少讲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高等教育的关系。我们的很多教职员工、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但是这些人出国之后却很少回国工作。

萨里姆·巴达特：南北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必须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上，10年前，这种关系是放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上的，因为当时在世贸的关税贸易协定里，高等教育变成了一个服务性的商品。在过去的15-20年里出现了这种范式，它是和全球化进程相关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进程，它已经存在了。

我的大学里有35%的学生来自其他的国家，这些学生的学费和本地学生是一样的，我们不会多收费，不像其他国家，本地学生交3000英镑，国外的学生要交7000英镑，我们对本地学生和留学生一视同仁。我们不把高等教育国际化看成是增加学校收入、榨取更多出口价值的机会。高等教育全球化是一个全球发展的问题，而不单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一所大学或者一个小的国家怎么能留住他们的人才？如果是政府用公共基金派他们出去的话，在国内构建一个经济、政治、社会上合适的环境，他们才愿意回来。因为这些人不是光靠金钱就能吸引他们去工作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份热情，比如说为国效力的热情，如果有合适的环境，他们是愿意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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