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结构完整的语文试题就是一个丰富的微型精神世界。倘若作一番冷静探究，我们会发现：北京卷呈现着人才选拔、学科导向、质量评估等等多重价值效能，业已在全国基础命题测试平台上展示出“首善之区”高水准的专业风采。兹以近年某些典型试题为例，浅议如次。试题：内外勾连考题，彰显核心素养
除了有限的几分默写题，高考语文试题一般不直接取材于统编教材。毋庸讳言，高考试题的命制对整个中小学语文教学具有巨大的“示范性”“启发性”“导向性”，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学什么早已是不少学校的做法。
有鉴于此，北京卷近几年的“课内外勾连”考题，恰好在如何有效回归整合课内教材资源方面做了非常可喜的尝试。再者，这种内外勾连试题本身又体现出最新《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所大力倡导的“专题”或“群文阅读”教学方式的良好态势，甚至可以说早已超前地渗透了《课标》所提“任务群”的新锐理念。这类考题语文学科的教育价值导向作用不言而喻。这类试题既可以启示广大考生——教材是有用的，命题有章可循的;又为高考命题视角的拓展与材料的遴选走上理性轨道做出有益尝试，以期告别过去那种“打一枪换个地方”式的随意随机的“捉迷藏”状态——原本就处于强势的命题者占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而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应考者则逐之唯恐不及，“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这种试题目前主要有两类。
其一，单一勾连式，即课外一文勾连课内一文或一诗，主要由课外文言文向课内诗文勾连。如2014年第13题：欧阳修的《偃虹堤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堪称姊妹篇，内容相得益彰。谈谈你从两篇《记》所抒发的为官情怀中获得的感悟)。课外诗歌向课内诗文勾连，如2015年第19题：欧阳修《醉翁亭记》描写了琅琊山的四时景色，表现了作者以山水自适、与民同乐的情怀。与之相比，苏轼这首《醉翁操》所描写的景色和表现的情怀有何不同?
其二，复合勾连式，即课外一文勾连课内两诗文。如2017年第17题：同样是描绘山峡，《晓行巴峡》与下列诗句相比，在运用意象、抒发情感方面有何不同?请结合诗句，具体分析。(6分)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郦道元《水经注》)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杜甫《秋兴八首》)。
不管采用哪种形式，勾连为突出诗文在意象、情感、主旨、手法等方面的异或同，或异、同兼顾。考查的直接目的就在于：由课外文本回扣课内教材，内外结合，相互比对，引导教学回归教材，帮助学生夯基固本。
这种命题背后真正的考量，是学科“核心素养”的强力突出：
突出了必备知识的掌握与关键能力的熟练运用。如2017年第17题，“同样是描绘山峡，《晓行巴峡》与下列诗句相比，在运用意象、抒发情感方面有何不同?请结合诗句，具体分析。”这里考查了必备知识“意象”，对什么是诗歌意象，常见意象有哪些，不同意象有什么样的思想情感寄寓等，以及如何通过意象来分析作品思想情感等关键能力都作了考查。而课外诗文的必备知识与关键能力，关键在教材，课内外勾连题的考查，强化了必须掌握教材蕴含的必备知识与关键能力的教学导向。这也是考生必须具备相应语文核心素养、核心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考这一选拔性考查中必然的要求。
突出了思维品质的训练与提升。课内外勾连的考查，其思维的核心是比较中的求同或求异思维。这要求学生在掌握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与素养的前提下，能敏锐、准确、深刻并灵活地筛选、概括、整合相关信息，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比较课内外作品的内容、艺术手法、情感意旨等，得出符合要求看法，并能简要阐述。这一系列的思维过程，检测训练的正是学生的思维品质。
突出了审美品位的培养与提高。课内外诗文的勾连与比较，思维上强化求同或求异，导向的不仅仅是思维品质的提升，还同时突出了审美情趣、审美品位的着眼点或归宿点。课内外诗文的勾连与比较，渗透的是比较鉴赏的思想，导向的是教学中对这一鉴赏思想的训练与运用，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
作文：展现“限制属性”，突出人文情怀
优质高考作文命题，应该具备有效应对押题者的“意外性”“新颖性”，而不能让考生顿感 “似曾相识燕归来”。高明的作文试题，考生人人心中皆有，而人人笔下原无。由此看来，选拔性高考作文命题，要具有某种必须遵循的“限制性”，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话题背景或言说情境，让考生由此及彼、由局部到整体、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发散，进而谋篇成文。一言以蔽之：高考作文要有内容、情境、文体等多方面的限制。
比如北京卷2005年的作文题，要求写命题议论文——《说“安”》。虽然该试题在当年遭到了相当严苛的否定，但笔者却认为这道题在引导作文教学回归正道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自199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内容宽泛、文体不限的 “话题作文”命题形式风靡全国。2000年全国卷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就是典型代表。比起以往限制较多的作文命题来，“话题作文”确实给了考生较大的想象空间，也确实较好地调动起不同考生的写作潜能。但是，随着这种命题形式的持续风行流变，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也不断涌现，一种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超自由的理念迅速蔓延起来。写作教学的规范性、规律性受到空前挑战。
这时的《说“安”》一题，无疑为当年沉迷于自由自在的“话题作文”梦幻里的广大师生兜头泼了一瓢警醒的冷水。它有力地告诫广大师生：高考作文是应该有明确限制的，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提倡什么，不提倡甚至反对什么，都是有明确底线的;选用什么文体，不能选用什么文体，也是有明确要求的——即使“文体自选”，也要选什么文体就要写得像什么文体，不能写得“四不像”。
不过，这样的“限制性”却一直备受社会各界诟病。殊不知，必要的“限制性”恰恰正是选拔性高考作文(乃至整个考卷)不可或缺的属性，没有“限制性”， “选拔”又从何谈起?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适当的“限制性”也是日常写作教学(乃至其他学科)训练学生精细思维能力的重要因素。命题者把题目的外延限制在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让考生的思维聚焦在某一个“小范围”里，然后再进行精细的构思谋篇，在训练学生准确语言表达力的同时，也训练其敏锐精确的思维能力。说得再长远一点，这样的“限制性”写作也是一种特殊的意志品质的历练。试想，在考生迟早必然要面对的未来包括写作在内的社会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限制”将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学会在各种“限制”中锤炼意志、提升能力、追求成功，是现代青年学生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当然，与“限制性”相辅相成的另一面，是“开放性”。若没有“开放性”，作文题就会陷入死板的“封闭”状态，就缺失了构思想象的多维空间，也就很难激发起不同考生的写作潜能。在中小学日常语文教学中，我们同样需要自觉引导学生去把握好、处理好“限制性”与“开放性”的辩证关系，并在其中培育学生的语文智慧。
另外，近年高考作文命制中确实存在一种远离时代风云的玄虚化倾向，存在一种误导考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空发思古情的倾向，存在一种过于注重“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倾向。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即使是选拔纯粹的文学家，难道就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吗?旨在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高考作文命题，难道不应该向立志成为各行各业建设之才的年轻学子明确昭示一种关注现实人生的价值取向吗?
2018年北京卷“二选一”中的作文题：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样的作文题是否过于宽泛、过于政治化呢?其实，这样的疑问大可不必。高考语文考试，也可以看作是考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最后一节语文课。在这样特殊的语文课上，引导考生思考一下个人与家国之间的关系，思考一下成长与环境的关系，有何不可呢?从写作技能本身来看，同样没有任何问题;大题可以小作，小题也可以大作，虚可以化实，实也可以化虚;写文章的关键不在于写什么题而在于怎么写。以“宏观”的国家发展作为背景，写“微观”的“我的成长”，完全可以写得具体充实。这样的试题，直面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可以考查了考生的“简明、连贯、得体”的语文能力，又引导考生思考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引导学生关注他人、关注社会，关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关注自我心灵世界的成长，从而激发关注当下现实的人文情怀。这种命题的价值取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对今后日常中小学语文教学也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注现实与继承传统又是不可分割的。传统文化可以在时代浪潮撞击中逐渐与现实生活相融相合。追寻文化根脉，汲取传统元素，也是弘扬文化自信的当下极其响亮的呼声。高考作文同样折射出这一时代的文化气息：关注中华优秀传统的继承，正是高考作文命题的另一要旨。2014年北京卷作文要求考生对“老规矩重新被提起引起热议”的现象进行思考。 “写作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写作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体验人生，关注社会热点，激发写作欲望”，这是现今《普通高中语文课标(实验)》对日常作文教学指导的基本要求。由此看来，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如何引导学生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并在与时俱进中发扬光大;如何帮助学生及时建立起适应生活的新需要的写作意识，这不仅是高考作文命题鲜明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语文教育教学应该恒久坚守的人文主题。
北京卷在作文“二选一”、名著阅读、“微写作”等多方面的命制尝试，也大都走在了全国各类选拔性命题的前沿，既“开风气”又“为师”，大有筚路蓝缕之效。
随着国家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基础教育的不断发展，北京卷将持续与时俱进，向“立德树人”的教育总目标不断跋涉，不断展现出良好的专业引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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