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是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意义的评价。对于“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后来的科学史学家也予以认同。托马斯·库恩就认为，“科学革命”指的就是“某些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 。

1868年1月，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不久，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范畴是《资本论》中三个“崭新的因素”。这三个“崭新的因素”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标识，是“术语的革命”，彰显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征和思想力量。

剩余价值作为这三个“崭新的因素”的首要范畴，是马克思实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的主旨所在，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当时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根本标志之一。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中首次提出剩余价值范畴。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指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阐释中首先研究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一般形式中，利润、利息、地租这些具体形式还没有区分开来，还处于融合状态；《资本论》在对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阐释中，又对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及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展开论述。剩余价值范畴是贯穿于《资本论》逻辑的核心范畴。剩余价值范畴的提出，使得马克思与他之前的经济学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恩格斯认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这就是剩余价值“术语的革命”的思想力量和理论魅力所在。

劳动二重性之所以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因为“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指出：“进一步考察表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也具有二重性。这一点首先是由我批判地阐明了的，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二重性在“术语的革命”上的意义，充分体现为它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二因素、劳动力商品、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剩余价值生产形式及其本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工资的本质、资本积累过程和趋势等理论的理解中起着枢纽作用。同时，劳动二重性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及特征的集中体现，深刻揭示了《资本论》所阐明的经济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本质特征。

与剩余价值和劳动二重性范畴不同，工资作为经济学术语是马克思对当时流行于政治经济学各流派中已有术语的批判性借鉴。马克思将工资范畴与关于异化劳动、雇佣劳动以及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的分析联系在一起；将工资范畴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创新联系在一起，以确立工资范畴这一“崭新的因素”为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标志。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那种把工资看作是“劳动价值和价格”的“用语”的观点，“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其结果必然“陷入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为庸俗经济学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性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而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的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工资的本质，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性质。马克思赋予工资范畴“崭新”的涵义，彰显了“术语的革命”的思想力量。

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显著标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基本立场和根本方法的表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深刻意蕴，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提供了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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