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中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是在解决问题中发展的
解决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所在。只有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正是在科学把握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科学回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得以丰富和发展。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关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些对现实问题做出科学回答的重大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诞生的，并在解决问题中得以丰富和发展，确立自己的地位。为了解决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富裕的问题，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只要实行多卖少买的重商主义政策，国家就可以富裕起来；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在书中认为分工和交换亦即市场经济，可以“富其君又富其民”；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供给学派鼻祖萨伊认为供给是第一位的，供给会创造需求，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自动地卖出去；针对1929年始于美国的经济大危机，经济学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认为治理萧条的要旨在于刺激性的需求管理；为了解决需求刺激政策带来的滞胀等负面效应，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应运而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先是计划经济，在针对计划经济低效问题的反思中又诞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发展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肥田沃土
中国的经济问题内容相当丰富，这里仅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层面加以讨论。
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认识到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认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经济学的分析表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资源必须在市场手中。如果资源在政府手里，那就只能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恰如计划经济。其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市场机制就是价格机制，即在公平竞争中产生市场价格，它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指引资源的合理流向，实现各种资源最有效地配置。最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首要的就是全力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只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这也正是政府的目的，是政府探寻到了一种好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我们当前改革的目的所在。如果政府继续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管理市场经济，就会在增加交易费用的同时降低体制效率。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并非少管多少事那么简单，而是应不应当管、在哪些领域应当管、在哪些领域不应当管以及怎样管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有发挥政府积极作用的传统和优势，政府的作用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范围更大，意义更为重要。例如，在保证公平竞争、兴办重大公共工程、推进关键科研领域的发展、关键时刻的宏观调控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发挥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优势。这方面的内容需要学者们继续深化研究。
在解决体制层面问题的基础上，还需要解决大量运行层面的问题，例如如何创新、如何推进科学的城镇化、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等等。中国当前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结构性问题，比如：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存在着脱实向虚的问题；低端产能过剩，高端需求外溢，创新不够导致结构调整乏力；一些地方片面强调金融业在GDP中的比重，潜藏着金融风险，一些地方生搬硬套国家的产业政策，脱离实际地发展现代服务业。
基于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的准确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当前工作的主攻方向。为了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界应着重分析结构性问题的成因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结构性问题与追赶型发展模式、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宏观调控长期的需求管理有关。从理论上探源，就是与照搬西方的金融深化理论、片面理解经济结构提升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有关。配第·克拉克定理虽然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一种趋势，但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且是就全局的情况而言的，并不是每个县都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速度型增长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促进快速发展，但由于其本质上是粗放经营，在产业空间巨大时会发挥积极作用，一旦产业空间饱和而不能及时转换增长模式，由于其习惯性地累积，必然形成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做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新常态意味着：首先，中国经济走过了单纯长身高的阶段，步入了强身健体的阶段，即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上升到中高端。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更追求质量和效益。其次，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通过创新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新的层次上发展经济。最后，将主要靠体制的力量，即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人民群众的创新激情和市场的有效供给。
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历史经验证明，只能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经济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经济学研究要有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要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未雨绸缪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精准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经济学就成了空中楼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有能够正确对此加以解读的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际出发，是由自己的概念、范畴、核心思想构成的系统性、科学性的理论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深入实际。18、19世纪的经济学之所以诞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最早步入市场经济，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肥田沃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经济的快速崛起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需要经济学家们深入实际，用马克思倡导的“抽象法”改造制作，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开放和借鉴。马克思经济学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马克思汲取和借鉴了他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吸收了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二重性原理才是他自己的原创性贡献。他对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的《经济表》评价很高，《经济表》对于建立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颇有启发。即使对被他自己认为是庸俗经济学的西尼尔、萨伊、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等人的理论，他也进行了精细的阅读和科学的评论。没有开放和继承，就没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有很多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当发挥后发优势，科学借鉴，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自己。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有竞争。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如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各流派研究的问题不同，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他们之间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取长补短。如果没有互相之间的竞争，西方经济学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开展研究，同时鼓励各种观点或流派的竞争，以丰富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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