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 （郭政云/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7日《南方周末》）

任继愈先生是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学者，他带的学生，也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学生。他自己青年时代也是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研究生。因此，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研究生该学些什么，这个领域里的研究生导师又该如何带学生，他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我曾是他带的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硕士毕业后又跟他读博士，经历了他带研究生的全过程。愿将自己的一点记忆和大家分享，“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一、不考外语，要熟练应用古汉语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成了任继愈先生的学生。而我之所以选择报考他的研究生，基本原因就是他不要求考外语。我知道自己外语程度不好，又多少懂点古汉语。然而他的主张最终未被通过。我报了名以后，又接到通知，还要考试外语。

硕士生入学考试，我的外语通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外语也通过了。博士学位要求两门外语，也通过了。自然，都很勉强。不过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提拔副研，要考试两门外语，我也通过了。然而学习期间，我一直为外语苦恼。总觉得我这个专业，花许多力气学外语，就像穷人买冰箱，不仅无用，还要养着。但是我到底没把两门外语“养活”。现在，除二外英语偶尔还能蹦出几个单词，作为第一外语的俄语则已经完全“叶落归根”，还给俄语老师了。我想，如果能像任继愈先生主张的那样，不让我们这些专业的研究生学那么多外语，把学外语的时间用来阅读更多的元典，该多好。

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古汉语必须学好。入学考试的古汉语试题，主要是今译古文。入学以后，我们又测试古汉语。试题只有一道：今译一篇古文，没有语法之类。那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求我们能熟练应用，不必懂很多语言知识。

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提拔正副研究员，要测试外语。照顾我们这些学中国文化专业的，可用古汉语代替二外。我当时赌气，坚持考二外英语。而我的一些考古汉语的朋友，一个都没有通过。后来我见到修语言学的朋友，他说：“那题是我出的，你们还能及格？”我庆幸自己没有撞到朋友的枪口上，可也不知道当事者为什么让语言学家来为难我们。

二、不试怪题，要测出学生水平

我报考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初试时没有可能品味试题。复试时新增的“中国历史”试题，印象颇深。题只有一道：“讲讲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考生们议论纷纷，以为这道题可以做一辈子。我当时偷懒，认为既然是个无底洞，也不必沉得太深，中午时我就交卷了。有的考生一直做到晚上。

入学以后，有一次研究生院开会。教务长岑明同志在会上说，今年的研究生试题，宗教研究所出的最好。没有偏题怪题，能够测出应试者的水平。懂得多的能充分展示才能，懂得少的也不会一无所知。回忆中国哲学史初试的题目，确实如此。

这些年来，自己也忝居导师之列了，也见了不少试卷。偏题、怪题总是难免。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自己的入学考试，怀念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

三、不张扬，要担当

我们研究生入学之初，有位同学让他讲讲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况，他没有接茬，不愿张扬自己。但是带研究生，却尽力而为，过量担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学系第一批研究生共23人。我原来的计算，挂在先生名下的，有17人。后来任延黎学兄告诉我，他们基督教研究专业的，导师也是任先生。因为当时有资格带研究生的，所里只有他一人。后来先生曾和我谈及这件事，他说：“我很对不起你们，人多，只能‘放羊’了。不像某某那时候，就他一个。每周到我家来。我坐在这儿，他坐在那儿，手把手教他……”说到这里，我们两个都沉默了。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先生，也不好意思跟他说，研究生院普遍认为他是最负责任的导师，至少是最负责任的导师之一。先生继续说：“如果我不挂名，许多青年就没有求学的机会。”这大约是他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理由了。

今天的人们未必理解，在中断了多年的大学教育以后，青年们求学的渴望有多么迫切！

四、不必上课，要多读书

正式的学习生活开始了。依先生的主张，研究生不必由老师上课，至少是不必上很多课。他自己做研究生时，就是导师开个书单，自己看去。这个主张也没有得到批准。我们照样得上课，修够学分。但在上课之外，他要求我们每人每月要交一篇读书报告。

先生给我们介绍那些著名学者时，总是说：“他读了很多书。”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王夫之的，论文答辩时他作为导师介绍我的情况，只说了一句：“他把王夫之的书都读了。”不久我随他到湖南衡阳开王夫之学术讨论会，回程住在岳麓书院，谈及会议情况，临睡前还是对我说：“不多读书，成不了大器。”

五、不必写论文，要注译一本古书

任继愈先生起初告诉我们，毕业时不必写论文。每人找一本古书，标点，注释，译成现代汉语。他说要研究传统文化，必须真正读懂古书。真正读懂古书的重要标志，是看您能否把古汉语译成流利的现代汉语。所以他要求每人注译一本古代文献，既培养认真阅读古文献的习惯和能力，对社会也是个贡献。不过他这个主张也被否定了，我们还得写论文。

时至今日，别的专业不敢说，就中国哲学史这个专业的硕士阶段来说，一篇学位论文实在不如让学生认真标点、译注一本古书。

结语

上述任继愈先生的“五不五要”。三个“不”（不考外语，不上课，不写论文）都被否定了。正因为被否定，所以我印象特深。至于那不张扬但勇于担当的人生态度，则时时刻刻影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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