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教育部下发了一份《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特别提出对研究生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和论文审核制度，加大淘汰力度；同时也要改变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这句多年前流行于研究生群体的戏谑之语，如今仍然是当下研究生教育的真实写照。尽管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扩大，考博需求日渐增长，难度也有所增大，但研究生一旦考上，便几无毕业之忧，却始终是个不争的事实。

为了帮助门下的“弟子”顺利获得学位，导师们的确不遗余力，甚至使出了浑身解数。现实中，想方设法帮助水平较弱的研究生完成论文不说，更有甚者，为了帮助学生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基本是导师授意和安排下的相熟同行，由于都是同专业的学者，甚至还常常有着“师兄”、“师弟”之类的学术血源，导师之间形成默契，互相给对方的“弟子”开绿灯，更是成了普遍存在的潜规则。

然而，真正意义上负责的导师，其实更应体现在培养过程的兢兢业业，在论文答辩上应当秉持“严师”之风。而现实的情形却是，在研究生的培养阶段，导师的作用恰恰在弱化，尤其是当下导师日益“老板化”，忙于拉项目、跑关系，学术产业化、生意化的导师们，无暇顾及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平常连“老板”的面都见不上，研究生培养成了“博士带硕士，师兄带师妹”，培养质量自然可想而知，假如到了论文答辩环节，导师再不施以援手的话，研究生的淘汰率恐怕会相当惊人。

可见，研究生的低淘汰率，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对研究生培养低质化的掩饰。当导师的作用并不体现于日常培养，而只是出现于论文答辩环节时，又何尝不是一种角色的倒错呢？

研究生“淘汰机制落空”其实是对“误人子弟”的掩饰，而研究生培养乱象的背后，其实绝不仅仅是个“淘汰机制落空”的问题。导师职责的异化，研究生角色的错位，甚至整个学术生态的逐利化与交易化，或许才更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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