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一

宋涛，原名侯锡九，1938年参加新四军时改名宋涛。改名的过程颇为有趣，新四军支队政委郑位三要求新入伍的几位青年学生改换名字，当时他们正在一个松树林里，各自考虑怎样改名。侯锡九听到风吹树林之音像波涛之声，就取名侯松涛。报上去后，郑位三政委将侯姓去掉，又将“松”改为“宋”。从此就改名宋涛。

宋涛从一个高中学生投身革命，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是新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和人才培养者，是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宋涛有多方面的知识结构，他先读了八年私塾，打下了较深厚的国学基础，从《三字经》《百家姓》读起，一直读到《论语》《孟子》《诗经》《礼记》《春秋》《古文观止》和唐诗等。参加革命后，又从新四军转赴延安、入陕北公学，毕业后当做过培养革命干部的中学教师，既讲授政治课，又教文化课，如生物、化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他认为，当教师必须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他感到自己的知识基础不够深厚，就抓紧时间学习多门学科，边学边教，既提高了学生政治文化水平，也提升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水平。

宋涛先后任教于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担任过华北联合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并讲授政治经济学。1948年，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与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地址在河北正定，由吴玉章任校长、宋涛担任一部（政治班）第一区队的队长。

我是1948年冬到达华北大学的，正好编入宋涛任队长的第一区队十九班。那时，宋涛刚34岁，但已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听他作报告，态度谦和、循循善诱，讲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温文尔雅，有长者之风，深受教育。

1950年，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宋涛任经济系主任，我是经济系的学生。当年7月，成立直属校部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培养研究生，并选拔一批教师为全校各系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宋涛被调任教研室主任，我被选入教研室做研究生，近距离地受到宋涛的教诲。

当时的研究生既有青年学生（大多为大学生），也有从全国多所高校和有关部门选送的教师和干部，如复旦大学的蒋学模、北京大学的张友仁等，还有个别老教授，共30多人。从1950年起，有多位苏联专家来授课，宋涛当时任校党委常委，既要花不少时间参加各种会议，又要接待和安排苏联专家的教学工作，还要处理教研室的各种事务，亲自给学生讲课。他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很严格，经常指导与考察，要求读《资本论》做笔记等。

1956年，学校成立新的经济系，由宋涛任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成为经济系下属的一个单位，另设有多种经济学科的多个教研室。但继续为全国高校培养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的任务没有放松，除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外，还继续开设研究生班、教师进修班和学习班。从1962年到1964年，还开办两期《资本论》研讨班，学员都是来自各高校的骨干教师。

改革开放后，宋涛担任首届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培养了数十位有才华的博士。宋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人才。他的学生历经几代大都成为栋梁之材。

二

宋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他一心关心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和发展。教育部几次请他出山担任其他高校的主要领导工作，他都辞谢了。他安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安于在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安于30多年的清贫人生。

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宋涛兼任《》经济学版的主编工作，寄给他的编辑费，他分文不用，交给教研室秘书保存，准备公用。这笔钱一直积攒到“文革”期间，他被作为走资派打倒，这笔钱被人分掉，而宋涛等“黑帮”无资格分得一文。约在1954年，学校统计教师工作量，超工量的发超额工资，宋涛获得700元超额收入。这等于当时他月工资的几倍，但他全部交了党费。

改革开放后，宋涛面对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勤于写作。1994年，他把自己十多年积存的稿费收入，全部用于设立“宋涛奖学奖教基金”，主要用于奖励经济系的优秀学生。

宋涛待人接物的风范也令人钦佩。他与国内诸多经济学界老前辈，如许涤新、孙冶方、陈岱孙等，都相处融洽、互相支持。他对各路的老中青学者也具有凝聚力，胸怀坦荡，团结共事，只对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表达强烈不满和反对。

1985年，教育部高教司倡导和组织建立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宋涛被推举为研讨会的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的成员是由八所重点大学的著名学者组成的，其中有吉林大学的关梦觉、北京大学的胡代光、南开大学的滕维藻和谷书堂、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武汉大学的谭崇台、西南财经大学的刘诗白、厦门大学的吴宣恭。我被任命为秘书长，后来又加入陶大镛和陈征教授。

从1986年召开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直到2006年，宋涛一直参加了20次领导小组主持的论文评审会和20次大型研讨会，没有缺席过一次。而且，他带头搞好会风，自己每次会议都提供论文，不管是开大会还是小组会都按时参加，从不迟到早退。2006年，在西安召开研讨会，他以92岁高龄主持会议。之前，他因摔倒碰破前额，贴着纱布。与会者从爱护其身体角度出发，建议他以后可以不再主持和参加会议了。

我把意见转告宋涛，获得他的同意。在闭幕会的主席台上，我宣布这一决定，表示宋涛要与大家告别时，与会者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表示对这位领军人物的敬意和难舍之情。此后，这一会议的领导小组交给下一代学者接班，不少后起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一研讨会的学术活动。这与宋涛的领导和指导作用是分不开的。

宋涛一生担任过很多重要学术和行政职务，但学生们只称呼他老师或同志，我与同辈们也只称他“同志”。

三

宋涛做学问重调查研究，重理论联系实际，重理论是非由实践检验，绝不随风倒，真正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袁宝华赞扬他重调查研究、重理论联系实际时，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宋涛对袁宝华说，你搞的那个承包制可能有问题，大家有意见。袁宝华回答说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深化改革，只能先走这一步，希望大家研究这个问题。宋涛到首钢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对袁宝华说，看来现在搞承包制也有其道理。我曾同宋涛多次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或应邀讲学，一般都会事后去工厂和农村以及先进单位参观和调查，以加深对实际情况，特别是对改革开放新形势的了解。

在“文革”初期，宋涛是校内第一个被贴大字报受批判的“走资派”，说他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对学生们的学习和考试严格要求，也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许多污水泼向他，连他将超额工资交党费、不追求名利也被批为伪君子，不断被批斗。

随后，我也被打成叛徒、特务，被关押、批斗。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后，我和宋涛以及经济系的其他十多人被关进“专政队”，饱受污辱和折磨。后来，其他专政对象逐渐被释放，最后只剩我与宋涛两人仍被关押在一个大屋中。但这也给了我与他倾心交谈的有利机会，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关怀。我与宋涛一直到1971年在江西“五七”干校时还在受审查。宋涛是1972年才被宣布解放的，而我是1974年在北京才回到人民队伍的。

宋涛几经磨难，仍坚持独立思考、不随风转的治学风格。他具有较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识别能力。

宋涛看到或听到校内外的某些歪风邪气和不良作风，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和各种腐败情况，十分气愤，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常向校领导反映校内的某些不良现象，甚至提出批评意见。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高校不重视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情况，非常忧虑。曾上书教育部相关领导，提出意见，并引起高度重视。

四

宋涛既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大师，也是有远见卓识、胸怀开阔的教育家。我做研究生时，就常听他讲要培养经济学的拔尖人才，要出中国经济学的“梅兰芳”。他一贯主张搞政治经济学，要有多学科的经济知识基础，如经济思想史、中外经济史等。

为此，宋涛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时，就请来吴大琨教授创办世界经济教研室，又建立了国民经济史教研室和经济学说史教研室。无论当经济系主任，或退下来担任名誉系主任，以及后来成立经济学院期间，他都主张经济学的教师，既要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掌握经济的分析方法，如统计学和数学等，还应懂点自然科学的知识。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早在西方经济学被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作为批判对象而不作学习课程的20世纪50年代，宋涛就认为，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应当学点和懂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内容。

1957年，在美国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高鸿业回国，当时正值“反右”，其他高校都不需要引进讲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师。教育部的一位司长找到宋涛，将高鸿业的有关材料交他看后，他认为，高鸿业放弃在美国任副教授的优越待遇回国，是爱国的表现，高老师是一位有才能的学者，答应引入人大经济系。

当高鸿业到经济系报到后，宋涛与高老师面谈了几点：一是不必参加“反右”会议，这是为了在政治上保护他；二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真读好《资本论》；三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内容，写出教材。高鸿业遵从宋涛的指导，认真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他虚心学习，还曾借读我在《教学与研究》发表的有关文章。

宋涛为了使经济系教师增加当代西方经济学知识，请高鸿业开设讲座，他每次也参加听讲。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很特别的一种举措。高鸿业后来也成为著名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西方经济学大家。他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多次再版。

20世纪60年代前期，孙冶方同志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当时批判利润挂帅，他却主张企业应有利润，利润是牛鼻子，还批评“复制古董”等，使其处境不利。

宋涛认为，孙冶方的观点没有错。孙冶方比宋涛大几岁，两人因常一起参加学术会议而相识。宋涛觉得他俩志趣相投，便请孙冶方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名誉主任，定期来给教师进修班讲课，没有报酬，只管一顿工作餐。讲了好多次。有的教师也去听讲，宋涛指定学生对孙冶方的讲课内容详细记录，并印发大家。

“文革”结束后，孙冶方打电话询问宋涛，他在人大讲课记录能否能找到，宋涛找到后送给了孙冶方。这正是孙冶方后来正式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原稿。1984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一书，其中收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讲稿（1982年上半年在中国人民大学）》。

宋涛复职经济系主任后，对“文革”中反对和批斗他的师生，一概不计较。还让早期贴他大字报、批判他的教师，与自己合作，编著政治经济学教材。特别是对揭发、反对过他的学生，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认为这是当时特殊政治形势下发生的事情，完全谅解。

宋涛老骥伏枥，志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搬到校外居住前，他作为90多岁的老学者，每天早上8点前到自己的单间工作室写作与学习，每天把报纸上他认为有用的资料剪下来保存。他每周只休息一天，每天去工作室时提两个暖水壶自己打水。对经常去拜访他的学生和客人，热情接待，但只谈理论、学术问题和国内国际大事，不赞同闲聊，耽误时间。他体恤下情，全校各方面人员都对他尊敬与关爱有加。我们本来相信他会高寿百年，没想到于2011年2月9日，溘然仙逝，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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