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国计民生之根本，没有就业，经济增长成效何以体现，社会稳定何以维系。

就业也是经济学研究之核心诉求，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皇皇巨著——凯恩斯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是以“就业”打头。

4月5日，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除部署落实2017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外，再次将“就业”作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会议强调，“确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坚决打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硬仗。”

将“稳定和扩大就业”上升到“打硬仗”的高度，这并不是因为我国过去几年“稳就业”的成绩不显著，而是因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局部变化。

在2013—2016年的四年间，我国GDP增速处于渐进下行区间，陆续从7.8%、7.3%、6.9%降至2016年的6.7%，但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过去四年，我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却能够稳定(2013年1310万人、2014年1322万人、2015年1312万人、2016年1314万人)，基本稳定在1310万—1322万人的区间，这显然是极其不容易的。同时，这一成绩的取得，也一举扭转了我国既往“经济增长与就业”近乎同频波动的关系。

但是，过去四年我国“稳就业”的良好趋势，却在今年遭遇到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当然，这种变化是预料中的。其一，美联储明确进入强加息周期，这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相对被动收紧，而货币政策的相对收紧(或者说进一步“稳健”)，很显然，会对夯实就业基本面构成压力;其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已经进入实质性攻坚阶段，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毫无疑问会不可避免地挤压传统产业的就业空间;其三，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新高，在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登上700万人的台阶之后，今年将有可能迎来800万人左右的高峰，而这显然会进一步增添全社会的就业压力。

在今年“稳就业”压力陡增之下，会议要求“在落实好已有政策的同时，推出促就业新措施”，“新措施”主要有五条，第二条至第五条主要侧重于“针对不同群体的就业创业需求，给予针对性的就业创业支持”，而“新措施”的第一条，表面上看貌似缺乏针对性，事实上却最具全面统筹之效——制定财税、金融、产业等重大经济政策时，要综合评价对就业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联动，结构优化与就业转型协同。

制度变量才是纾解就业压力的核心命题。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制订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时，均将GDP增长作为核心、甚至唯一的诉求，而在2010年之后，我们对相关重大经济政策的制订，在依然重视GDP增长的同时，也仅仅兼顾到单位能耗和环境等要素，但是，一直以来，我们近乎所有的重大经济政策制订，均相对忽视了其对就业影响的系统评估。

就财税政策而言，近两年，部分地方政府在加大传统基建投入时，也屡将“稳就业”作为借口，但是，一者地方政府在加大传统基建投入时，理应平衡好自身的财政收支状况、以及基建水平与地方经济的匹配度，二者加大传统基建投入对“稳就业”的促进，往往仅是一次性的、或阶段性的，这远不如释放政策红利增强当地经济的内生活力，更有利于当地中长期的“稳就业”。

就金融政策而言，尽管近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占比逐年上升，但是，在整体依然过于依赖间接融资市场(以信贷为主)之下，我们过度强调固定资产担保的银行信贷政策，很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传统信贷政策对新经济、以及新兴就业市场的伤害——因为，相比传统产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先天依靠无形的智力资产、而不是有形的固定资产。

再就产业政策而言，还以互联网产业为例，我们可以讨论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政策有必要相对差别化，手游类企业和O2O类企业都属于互联网产业，但是，相比手游类企业，O2O类互联网企业显然可以带动更多的间接就业岗位，二是部分地方性政策，在传统的思维惯性之下，没有考虑到新经济业态对增加间接就业人数、以及灵活就业人数的促进作用，比如在汽车共享出行领域。

之于当下而言，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突破制度性阻碍，将制度变量置于研究纾解就业压力的首位，这显然不仅有利于长远，也更具改革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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