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走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全国两会前，在教育部召开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呼吁：“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
“确实是命根。”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蒋平安对·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以林学专业为例，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省份很多高校都有他们培养的人才，有的甚至以团队形式外流，一度让学校的传统优势专业被严重削弱。
西部高校人才向东部高校流动被形象地比作“孔雀东南飞”。上世纪90年代末，很多西部高校引进人才用住房、留下人才靠感情，有时辅以行政职务安排等手段，这些方法至今依然在用，但效果已大不如前。
一名西部高校领导透露，“校内一位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加科研业绩及职务绩效，一年不到20万元，而他在东部高校工作的同班同学，一年收入可达几十万元。一场同学会下来，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科研投入层面，西部高校和东部高校之间的差距更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年度经费超百亿元时，我们的年度经费是三四亿元。”蒋平安无奈地说，其中用作人才引进的专用资金只有500万到1000万元。
接受·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保建认为，改变高校的人事分配制度，将编制和结构管理的权利交给高校，能让高校吸引人才的办法更灵活，加上对教师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的关心，归属感也能让人才“记得住乡愁”。担任昆明理工大学副校长多年，他发现最高端的人才不是靠待遇就能留下的，“有没有科研的基础条件很重要”。
依托于自然及人文资源的特色学科，是不少西部高校为吸引“凤凰”筑起的“新巢”。云南的生物产业、环保产业，新疆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石油天然气及风力发电等都成为当地高校的优势，“能得到国家支持的通常不是技术性研究，而是针对资源和地方特色来开展的研究，一旦有成果，就容易填补空白。”蒋平安说。
在国内高校发展初期，资源一度成为拉开东西部差距的原因之一。“过去很多西部省份靠卖资源发展，东部把资源拿去后，加大投入，占领了产业链的高端，资源廉价流失，没有为基础性研究发展起到作用。”杨保建经历了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中破壳而出的年代，高校人才流动的高潮也发生在那时，“那时学校里有路子的人都先后离开了”，有的去了东部沿海地区，有的去了国外。
“竞争到来，‘挖人’是必然的。”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在接受·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计划经济时代，人被困在原地不得挪动的情况已成历史，尤其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国内某方面的优秀人才汇聚在一个学科平台形成强大的学术梯队，对增强学科的国际竞争力没什么坏处。”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手下留情”的恳求，在左东岭看来不等于对人才流动的否定，“他没判断对错，更多是从情感上呼吁东部高校不要为了加强自己把西部院校搞垮。”
其实，东部高校也在为西部院校输出人才。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有三位长江特聘教授到西部高校上岗，支持他们的学科建设。如果抱着‘人才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有’的心态，东、西部高校完全可以加强合作，协同创新。”
被重新任命为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全国人大代表郑强正是这样的范例，担任了4年贵州大学校长的他表示：“我不仅不会挖西部高校的人才，还会鼓励更多教授像我一样去西部工作。”
在他看来，西部教育像一个“连环套”，落后的原因是人才缺乏，而人才缺乏的原因正是因为落后。郑强初到贵州大学时，学校只有27%的教职工有博士学位，他提出了“每年必须引进100个博士”的要求。几年下来，“2016年教职工中博士的占比已经达到33%了”。学校土生土长的教授中，也实现了院士和长江学者的突破。
但是，在趋好的现实中，很多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目前我们能给一个‘领军人才’开到年薪80万元甚至100万元以上，但多数还是不愿意来，知识分子不是只看重钱的，更看重学术前景和平台。”郑强说。
“除了加大对西部院校的资金支持力度，让那里的教师能够衣食无忧，硕士点、博士点建设一定要重视。”左东岭认为，高校以学位点建设作为突破口，是缓解西部人才流失的有效方式，“作为高校老师，我们最在乎的是两件事，能不能做喜欢的研究、能不能带出好学生。”因此，国家对西部高校在学位点建设上予以倾斜，或能让西部留住甚至吸引更多人才。
“限制人才流动是不可能的。”像蒋平安一样的西部高校校长也早已意识到，依靠扣留档案等粗暴手段阻止人才外流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要争取的不仅是当地政府的支持，更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因此蒋平安对“双一流”建设充满期待。
他说：“‘双一流’施行后竞争会更加激烈，如果还用一把尺子衡量，对西部高校来说不是利好，就像CBA和NBA很难打到一起去，如果‘双一流’能分区分类进行评估，或把一个蛋糕中的一块专门切给西部，人才可能更容易沉淀下来。西部高校的发展需要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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