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说奉献，我反而觉得自己幸运，能一直往争取的方向努力。我们只是在做一件自己70岁后回忆起来还会微笑的事情而已。”正在教育非营利项目“美丽中国”支教的陶潜说。
2015年从南开大学读完本科毕业后，陶潜并未直接选择就业，而是前往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中学支教。他说，支教并非拍脑袋决定的，而是根据对自己的定位，规划职业方向后做出的成熟决定。
这样的选择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而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共有1000名项目老师在云南、广东、甘肃、广西220多所中小学的课堂上，影响着超过33万学生人次，累计教授超过100万节课。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像陶潜一样具有优秀综合素质的年轻人。
至2017年2月10日，该项目2016年秋季开始共录取269位准项目老师，分别来自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这群名校毕业的高素质人才，比起金融、互联网等光鲜行业反而选择投身于公益、文化、教育等更具社会责任感的领域，显示出另一种迥然的价值取向。
据美丽中国近年统计，66%的参与过该项目的支教老师继续留在了教育、政府、非营利领域工作;18%在知名研究院校继续学习,其中的73%攻读教育或者公益类相关专业。两年支教经历后，这批优秀的青年力量在更长久的发展中,长期关注和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均衡化发展。
近日，3名目前分别在云南、广西、甘肃农村学校支教的90后年轻人与记者分享了转换人生跑道背后的真实考量。他们说，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一环，下乡支教、投身教育是冷静思考后的结果，体现的是看重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社会价值的创造。
“迫不及待地要先去做这件事”
张懿心和她的明信片计划。翻开24岁张懿心的学历，能看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数学学士与经济学荣誉学士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全额奖学金的录取函。可是，2016年，她中断在读的博士学业，来到公益人口中条件艰苦的广西百色田阳县坡洪镇琴华村支教两年。
张懿心的亲人里有好几位教师。原来她对未来的设想是博士毕业后到大学教书。工作既体面，也能做些课题发挥对数学的热爱，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寒暑假还可以陪伴父母。
然而，大三时的数学教授扭转了她的人生轨道。年过半百的教授出身于中国农村，凭借努力和聪慧，如今成为了国际知名数学家。深知农村学子求学之艰难，他在家乡创建了教育基金，十余年来募款600多万，资助了6000多名贫困学子。教授的故事引发了张懿心对中国农村教育的关注。
她了解到，在义务教育已普及的今天，中国的大城市里有80%的学生可以上大学。而在农村地区生活着的1.62亿孩子中只有5%的优秀学生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她也意识到，对于如今硬件已逐渐跟上的农村课堂来说，缺乏优秀教师才是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匮乏的关键。
“把对教育的热忱带到中国农村去，用自己的知识和经历为那里的孩子打开通向外界的窗口，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张懿心被这个想法点燃了。但念头来得突然，一时无法说服父母，只好推掉了支教的面试，按原计划申请美国硕博连读的名额。
“被哥大全奖录取后，所有人看到这个光鲜的结果都很开心，但我没有，每天在固定的几个格子间对着数据和模型，那时我觉得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还是希望通过实干做出改变。”念博二时，她一边给大学生备课当助教，心思却不停琢磨和想象适合中国农村孩子的教学方式，查阅许多支教者故事的同时也经常分享给父母。
随着对公益支教深入了解，双亲的态度才慢慢转变。直到2016年夏天，张懿心终于得偿所愿，在亲人的支持下放弃学位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她说，“这整整花了四年，我迫不及待地要先去做这件事，因为找到了更喜欢也更合适自己的人生道路。”
2016年下半年开始担任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白河镇中心小学英语教师的江西姑娘李郁青也是怀着教育公平理想的优秀一员。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后，她的硕士学位毕业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同样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突破性发展。
而即将结束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中学支教的陶潜走上公益之路也并非一拍脑袋就定了的。他告诉澎湃新闻，在南开大学攻读计算机和法学专业时期，自己专门上北京公益圈实际走访过，冷静思考后才决定了发展方向。“综合各方因素，根据对自己的定位规划职业生涯后才做出的成熟决定。”目前，他也如愿申请到了国外高等院校继续攻读国际教育政策的硕士学位。
3人都向澎湃新闻表示，支教前无论是讲课技巧、教学理论还是心理调节上都提前做了充足的准备。而来到项目学校之后，也愈发坚定了今后将继续把智慧和能量投身于社会服务和文化教育领域。
变着法地影响农村孩子的人格养成
来云南大寨中学支教的第一学期，陶潜和附近学校的老师聊天时发觉，无论如何备课吸引，总有20%的学生很少抬头看黑板，眼神涣散，听课注意力也不集中。打听下来才知道问题出在学生视力上，有一个班学生近视率达到50%，而整个学校的学生近视率约在25%。
基于此，陶潜联合云县、双江县、临翔区内的18所学校共同推行“点亮眼睛”项目。依据前辈经验，2016年上半年，在当地政府、教育局、“点亮眼睛公益项目”、卫生医院的眼科大夫等各方协调下，顺利地为近8500名学生提供免费视力检查，为其中的1529名中小学生免费配备了眼镜，并且细致地普及了用眼知识。
此外，在一线教学中，陶潜感到即使在镇中心中学，农村学生的思维固化现象依然严重。他琢磨、反思其背后的原因，并努力影响学生从点滴中转变。
陶潜对澎湃新闻说，从脑科学成因上讲，大脑接受的信息越多，神经网络就越发达，思维也就越活跃。农村孩子自小接受的信息相当有限，长此以往认知水平就与城市孩子产生了差距。而他的办法是，在课程中尽可能丰富地以符合认知规律的方式把大量优质信息输入给学生，但注意与应试内容严格区分。
支教第一年，陶潜每周有4节生物课。很快把书本内容讲完后，他配合教材内容，给学生播放了高品质纪录片《生命》全集、《人体的奥秘》、《细胞》等。第二年的物理课，他也有意识地给学生看诸如《霍金的伟大设计》、《旅行到宇宙边缘》、《星际穿越》、《地心引力》等品质上佳的电影。“整个过程让学生能轻松搭建起比较好的知识网络结构，从中自主吸收和感悟。在这样的熏陶下，农村小孩完全能够领会，和城市小孩没有区别。”
但这番苦意，有的老师一开始还不太赞同，“偶尔还需斗智斗勇，甚至抢课”。陶潜笑称，好在教学成绩拿得出手：期末考生物、物理都全县第一，周围老师才逐渐开始认同。
面对同样的问题，张懿心和队友想到了通过向网友征集大学校园和城市风景的明信片来让农村孩子感受到世界的辽阔。很快，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地的明信片，带着世界各地祝愿和激励，雪花一样来到山区100多个孩子的手里，让他们更加自信、乐观地面对生活。
第三单元是讲西方的餐桌，学生没有见过课本上的汉堡包和三明治，李郁青就带着材料，现做现讲，让学生感到乐趣无穷。她也尝试分层教学：全班被分入8个战队，从国旗护卫队到海军陆战队，办公室成了司令部。秉持着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信念，课堂外，李郁青还是“解忧杂货铺” 的老板娘，和孩子们通过写信的方式聊天，始终保持着回信的热情，经常现身说法，解答学生成长中的困惑和烦恼。
举行朗诵比赛、办校园广播、找大学生电话陪读英语、建图书馆，教学生看显微镜、开展趣味运动会、教会利用网络查询知识 每个支教者变着法地希望给乡村孩子的人格养成带去潜移默化的影响。
“更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而对于青年支教者来说，两年中接受艰苦生活条件的挑战也比同龄人有更多机会磨砺心性与意志。除此之外，沟通能力、影响力、创造力也一并急速成长。
陶潜说，支教生活给予他对自己、对今后的事业极大的信心。“不断去做，不断感动，想做的事都终将得到支持和解决。”此外，身边的小伙伴也教会他要勇敢，相信人的潜力，别等到什么都准备好了才开始。
云县大寨中学有1000名学生，70个教职工，教师资源仍然紧张。第二年，陶潜主动申请教授跨年级两个班的物理，每周要上近20节课。同事笑称他“除了上课的时间，不是在备课，就是在备课的路上”，但他乐在其中。
“当老师就是要了解学生的成长环境，用他们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教授。”他说自己备课有点上瘾，每个学期都有几次甚至忘记了时间。“想到学生能很开心地学习就觉得幸福无比，浑身充满干劲。”
看到学生在自己的影响下有了变化;记住一句不经意讲过的话;一个个送来手工课折的花朵;查寝时轻道的一声“老师晚安，明天见”;食堂阿姨每天留的一碗菜 这种深深的成就感、满足感和纯真的快乐正是这群青年选择这份事业的初衷。
陶潜说，“我们这一代人跟老一辈不一样。家里人会觉得你在奉献，说‘你傻啊’，朋友会觉得你是奉献，说‘好伟大’，完全不是。其实跟别人选择职业一样，它实现了我自己的欲求和价值观。对我来说，把我学到的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切实推动一些事是更重要的。”
“说实话，没觉得放弃了什么。也许原来生活环境可能更好些，物质上优渥一些，但是我更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张懿心发现了另一种活法，不必拘泥在钢精水泥的办公室和满天的模型数据中也可以很快乐。
她说，一个大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很有局限性的，但对小学老师来说，知识的传递和对生命的影响才是重中之重。“我教的可能是二三十个孩子，但影响的可能是全校二三百个孩子。像种下一颗种子，这两年里，我用爱、知识、过往的经历去细心呵护、培养他们慢慢开花结果，两年之后依然可以远程浇水、培土，看着他们长大成人，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能让我实现价值的了。”
疲累并愉悦着，陶潜、张懿心、李郁青立志于把这两年当成自己在该领域事业的起点。他们的选择或许有些特别，但并不孤独。那些曾经在偏远农村挥洒汗水的支教志愿者，以及未来不断加入公益支教队列的优秀青年，都怀有同样的理想——为更有力地推动中国教育均衡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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