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举办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8月18日，同济大学举办了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及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的40多位专家学者，阐述和研讨了邓小平提出“发展起来以后问题”的背景、内涵及其前瞻性，指出了在当前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更加重视研究解决“发展起来以后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研讨会由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邓小平与小康社会建设研究实践基地共同承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做了《邓小平对21世纪的预见和构想》主题报告。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以一致欢迎词。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锦明主持研讨会。
陈以一在致辞中说，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的政治眼光，看到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的状况，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表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提出的警醒和反思。此后21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持续呈现出更加快速、全面的态势，业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邓小平同志早先提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还更加凸显。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背景下，深入分析研究“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既是对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最好的纪念，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李忠杰表示，选择“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研究”来进行学术研讨，并以此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角度很新颖也很有意思，不求全面、系统，却是抓住了关键。往后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邓小平对21世纪的预见和构想进行适当梳理。
在报告中，李忠杰围绕主题着重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邓小平对21世纪有哪些直接的预见和构想；二是怎样看待邓小平同志对21世纪的预见和构想；三是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眼光。他认为，邓小平关于21世纪的预见和构想，主要体现在国际、国内各四个方面。国际方面，邓小平认为：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有望出现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与拉美时代同时并存的局面；21世纪是一个高科技发展的世纪；此外，他还对中日关系、中国和泰国的发展态势等提出了直接的预见和构想。国内方面，邓小平提出：把“三步走”战略落到实处；坚持四个不变，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香港问题，“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只是一种形象的讲法，前50年不能变，后50年没必要变；实现100年的奋斗目标，表示“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谈到怎样看待邓小平对21世纪预见和构想，李忠杰提出了4个方面的基本观点：第一，邓小平对21世纪的预见和构想总体上是正确的；第二，国际国内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和变化；第三，要把邓小平的预见和构想与当代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更加全面科学地把握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态势，确定我们的战略；第四，邓小平的主要思想没有过时，需要坚持。
李忠杰认为，我们要着重从五个方面学习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眼光：科学把握和坚持治国理政的大思路；把握世界潮流，坚持赶上时代；清醒冷静地把握复杂局面；善于化解矛盾，减少阻力和压力；善于创新，提出出奇制胜的大战略。
研讨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就“邓小平的问题观及其思想方法论”、“从提出‘发展起来以后问题’看邓小平的担当”、“邓小平对中国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关注”、“小康社会理论与人均1万美元以后的发展问题”、“邓小平晚年最大的牵挂：共同富裕”、“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等展开研讨。大家认为，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够实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研究，实质就是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如何啃硬骨头、打硬仗的问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奚洁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巡视员武市红，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齐卫平，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邓小平与小康社会建设研究实践基地副主任李占才，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曹泳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国希等先后做了主题发言。
奚洁人说，邓小平的问题观和思想方法论重点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且能够正视问题、直面问题、不违避问题；二是反对思想僵化，勤于思考，敏锐地发现和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特征；三是善于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强调解决老问题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更要用新办法；四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奚洁人同时强调，邓小平问题观和思想方法论的精髓与鲜明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精髓和关于矛盾法则的辩证思想；第二，善于通过改革创新和发展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齐卫平认为，从邓小平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我们大致可以读到四层意思：一是解决发展的问题不难，难的是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二是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有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多、更复杂，解决更困难；三是不发展死路一条，发展可以挽救死亡，但并不保证没有危险，解决不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同样可能陷进死路；四是不能因为害怕发展起来问题更多更大而不发展，要且改且解决。他指出，一些人将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问题算到改革开放举措上，对邓小平理论提出质疑甚至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腐败现象严重、精神迷失、道德滑坡等等，确实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但绝不是因改革开放而造成的。在问题和困难面前，正确的态度是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诸大建在发言中指出，目前的中国已经处在发展版本升级的转折点上，需要对“人均GDP超越1万美元以后可能有的主要发展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因为“人均GDP1万美元将是中国面临的新阶段”，按照目前7%的年均增长速度，预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将实现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发展的内涵从经济增长扩展到其他方面。而从2010年开始，已经有京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加上天津、苏州、杭州、无锡、佛山、大连等10个特大城市先后进入人均1万美元。对这些发达地区而言，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的匹配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挑战，迫切需要破解人均1万美元GDP以后的发展质量挑战问题。诸大建认为，人均GDP1万美元以后的中国发展，要强调按照经济规律，从以往10%的高速增长转入可接受的中高速增长，重点关注增长的质量而不是继续强调经济的翻番；要强调按照自然规律，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的绝对脱钩，使生态足迹保持或者退回到生态承载能力之内；要强调按照社会规律，实现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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