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欧洲已经8年有余。8年来，欧洲经济屡遭冲击，财政、货币、债务、银行轮番经受考验。欧盟及其成员国出台了多项紧急应对方案，采取了一系列深度改革措施。在多管齐下的猛药过后，欧洲经济终于止住下滑，但是难以摆脱增长缓慢、复苏乏力、就业低迷的困境。难民危机又使欧洲社会面临考验，很多民众开始对欧洲发展前景丧失信心，一股反经济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的情绪逐渐弥漫开来，在各成员国社会形成了快速增强的疑欧甚至反欧政治势力和社会思潮。今年6月，随着英国脱欧公投落下帷幕，欧盟第一次遭受了减员打击。英国脱欧给欧盟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整个世界的疑欧情绪，来自各方面关于欧盟和欧元区将要寿终正寝的议论不绝于耳。欧洲和欧洲经济怎么了？认真分析，欧洲和欧洲经济面临的问题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看均是其三大顽症——市场失灵、治理体制不完善、社会认同缺失在不同层面的反映。

面对日益加重的市场失灵束手无策

市场失灵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生俱来的顽疾。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民族国家和欧洲联盟等多个层面的制度安排都曾设法治疗这一顽疾，主要做法包括规范竞争秩序、整合行业标准、保护资源和环境、适当进行社会转移支付等，但都治标不治本。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但规范市场的各种力量依然分散疲弱。逐利的全球资本使各种规范市场的政治力量黯然失色，层出不穷的丑闻揭示了市场规范的混乱和失灵。例如，一些金融大亨、经济精英与政客合谋逃避纳税，南部欧洲国家存在占经济总量25%左右的黑市经济等。这些问题表明，欧盟在应对市场失灵时又出现了治理失灵。近几年，欧盟在公开文件中多次提及市场失灵问题，虽然不便公开谴责美国推动全球市场的无序发展，但它在与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坚持市场规范的高要价。2014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盟委员会工作计划的“十点优先”工作目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欧盟的就业、增长和投资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就是源于市场失灵。他提出，要投资于内部市场建设、投资于市场缺口、投资于市场缺失的领域，通过投资引导，聚集更多的政府和资本力量共同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投资鸿沟。但问题在于，在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建设欧洲共同市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二战结束后的欧洲曾深刻反省市场失灵和政治失衡，从制衡思维转向了共同体思维。经济共同体建设使欧洲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市场失灵的冲击。但是，自由市场力量的发展逐渐超出了欧盟制度的规范能力，全球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一次又一次地把欧盟推向危机边缘。欧盟既缺乏针对市场失灵进行投资和分配的权力，也缺少能平衡竞争性劳工市场和民主制度并且能够同时维护资本利润、经济发展潜力和劳动者尊严的有效治理体制，英国脱欧更是使本已进展缓慢的欧洲共同市场建设濒临困境。在日益加重的市场失灵面前，欧盟治理捉襟见肘。

决策过程缓慢，治理效率低下

欧盟是民族国家自愿转移主权、通过国际条约实现联合的产物。欧盟成员国在转移一部分权力给欧盟的同时，继续保有一部分权力。国家治理权力的分割、民主授权的不足（或称为“民主赤字”）是一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势必造成欧盟的决策过程缓慢、治理效率低下、治理功能缺失。例如，欧盟的双层治理体制（欧盟层面+成员国层面）造成了立法的碎片化，多种法律体系同时运行，法律条文内容重复甚至相互抵触，大大降低了决策效率和效果。再如，欧盟的“决策不透明”和“行政官僚化”饱受诟病；同时，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差异巨大、决策程序复杂、信息不对称，民主流于程序化、符号化、简单化、绝对化。在信息不对称、责权利不匹配的条件下，所谓的“民主投票”成了政客免责的工具。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引起欧洲知识阶层反思：民主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欧洲现行体制的合法性何在，应该如何体现合法性？民主体制怎样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转型，是回到极右势力要求的社会封闭，还是实现更大范围的民主？等等。欧洲对于民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都不足以应对其民主制度受到的巨大挑战。因此，每当欧洲出现危机，极端民族主义就会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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