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网传浙江2016年被北大清华录取的349名高考考生中，仅有约10%的考生凭裸分考取，可谓寥寥。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考生是通过自主招生、三位一体等加分项目被录取的。于是，民众对高考加分政策及其项目的关注度再次骤然升温，甚至嗅到一股强烈的“火药味”，认为加分政策蜕变为一种损害教育公平的手段。

此事给人的第一直观感受是民众开始忧虑尖子生仅凭裸分考取名校变得异常困难了。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角度看，受高考指挥棒和应试倾向的影响，民众对高考裸分，有着天然的信服。一方面，高考制度本身的相对完善与公正的设计体系，给民众留下对裸分的尊崇，以至于任何加分动作都容易在民众内心产生质疑。另一方面，加分政策本身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助推着师生和家长对加分项目的追捧，也引发社会公众对加分政策的“集体焦虑”。

对上述现象归总分析后，笔者认为，高考加分政策理当体现“有理”又“有利”。早在2014年底，教育部、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体现了国家相关部门对高考加分政策“有理”治理的信心和决心。从这一政策变化来看，高考加分有其合理性。民众对加分的高度关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分数论”的集体意识。而作为一项合理选拔人才的制度，必然需要多元视角来减少加分政策的模糊空间，全面促进素质教育科学实施。当然，这些科学化的运行规则发挥了专家评价的作用，加大了信息公开透明的程度，让加分政策放到阳光下，也自当被社会公众所认同。

此外，高考加分也可以表现出非常“有利”的一面。国家陆续推出了“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等，对很多贫困地区学生可以采取适当降分或优惠等柔性加分，这与一些世界顶尖大学公开宣称向女性、少数族裔和贫困家庭子女倾斜的招生政策是一致的。以“有利”为主导的高考加分，还利于理性看待加分政策的初衷与内涵。毕竟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对于已经实施多年的自主招生政策，显然简单拍板决定取消与否，有因噎废食之嫌，也不符合公共政策治理的时代精神。反倒可以通过数据追踪方式，记录并反映这一享受加分政策学生的成长轨迹。基于数据和统计的科学论证和严谨研究，形成与政策相关的实证分析，反而可以给出一个详实而精准的政策导向，加分制度的推行也自然水到渠成。

当然，通过加分政策的研究与审视，还可逐渐推行一套优化升级版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体系，打破一考定终身，发挥好这一制度体系对考生激励和唤醒的内生动力作用。将那些基于行政权力和利益的“自留地”抛掉，引导基础教育回归素质教育的轨道，学校的注意力自然会转移到学生身心成长上来。如此一来，有特长的学生便可以脱颖而出，一些偏才怪才拥有更为适切的栖息之地，这才是跳出加分政策本身而应寻求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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