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之后，原先的留守儿童被“再留守”——父母工作不稳定，经常更换工作单位和工作地点;虽同在一个城市，父母的工作地点离学校较远。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进城的随迁子女依然难与父母住在一起。

与在农村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常年难与父母团聚相比，留守儿童进城后，生活环境有所改善，生活质量也在提高。而且，很多城市允许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入学，他们在城里接受教育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但这种保障毕竟是低水平的。由于随迁子女大量涌入城市，城市的教育资源短时间内很难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师资力量、硬件设施一时无法满足教学需要。比如，在河南的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学校招生规模呈“爆发式增长”，从5年前的每届8个班发展到现在的每届24个班。随迁子女集中在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他们仍然无法和城市“原住民”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城市教育资源不足，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同不断增多的随迁子女教育需求的矛盾，仍很尖锐。

在教育不公平之外，随迁子女还面临着融入城市难的问题，“再留守”只是其中的一面。与城市家庭相比，随迁子女家庭的收入水平、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教育观念和方式均处弱势。虽然生活上得到了基本的照料，但是如何融入城市主流生活，仍是随迁子女面临的最大问题。再加上来自部分城里人的歧视、偏见、排斥，随迁子女的自卑心理可能会更加严重，性格、行为习惯也会出现偏差。

长期生活在城中村、城郊等与城市脱节的边缘地带，也容易让随迁子女染上恶习，甚至诱发犯罪行为。南宁市兴宁区检察院统计显示，2015年至今，辖区内随迁子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占受案总数的62.33%。这些因素为社会稳定制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留守儿童进了城，变成了随迁子女，貌似身份变了，但其生活成长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的现代生活，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生存状态。他们或许脱离了贫困的农村生活，但却将沦为城市贫民，依然是被遗弃、被损害的对象。

从最开始的入学难到融入城市生活难，随迁子女问题在不断升级。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形势或将越来越严峻，并直接关系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应该看到，并不是放开入学条件，让他们都尽可能有学上，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如何让他们更健康地成长，获得更好的向上流动的发展机会和资源，打破阶层固化的魔咒，才是关键。

改变随迁子女在城市的处境，不能仅依赖其中一部分孩子的个人勤奋，它需要整个社会机制的协同运作。政府要在政策上公平对待随迁子女，在教育、医疗等问题上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给随迁子女及其家庭造成的社会资源“屏蔽”。社会要积极介入随迁子女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类问题，加强随迁子女与城市同龄人、学校交流和互动，改变对随迁子女的歧视、偏见以及排斥，加快他们在精神上融入社会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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