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涿鹿县德育工作研讨会，郝金伦与学生互动。图/涿鹿教育信息网

■对话人物

郝金伦

河北省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局长，任内实施了“三疑三探”等多项教学改革，因为家长们担心孩子成绩受影响，争议与质疑始终伴随着改革过程：两年里遭遇两次大的反对浪潮，以及一次群体性事件。

所谓“三疑三探”，是指将课堂教学分解为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的教学方法。

7月5日，200多名家长走上街头，要求罢免郝金伦。当天，涿鹿县委、县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7月11日，郝金伦宣布辞职。

近日，郝金伦辞职时的演讲被人公布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满堂灌、题海战术以及对孩子们野蛮地张榜公布成绩等，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我不去领导这项工作。”

演讲中，谈及改革时，郝金伦称自己“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知己甚少”。

有人说，他的辞职是“负气之举”；有人说，他在教室安装摄像头是为了监视教师；还有人说，他强推改革侵害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8月1日，新京报刊发《涿鹿教科局长辞职背后的教改风波》，8月2日，郝金伦接受新京报采访，对质疑进行回应。

谈辞职

“我感到非常孤独”

新京报：为什么要辞职？

郝金伦：面对这么大的阻力，没有人支持，已经不具备教改土壤了，我不想干了。

涿鹿的教改应该是上级、教育系统、家长戮力同心去做的一件事。涿鹿的教育，不是我和几个校长的教育。如果只是教育系统一拨人在呐喊，毫无价值。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的辞职之举体现了政治上的不成熟。

郝金伦：他们说的“成熟”，无非就是圆滑、世故。县级基层政治生态是非常可笑的，做事情的人都被视为幼稚，非常孤独。

而那些八面玲珑、什么都不做的“老好人”们，人缘非常好，被视为成熟。在我看来，他们不是成熟，是政客。

新京报：你曾说过，这两年在涿鹿，骂你成为一种时尚。还有上百家长走上街头反对教改。

郝金伦：这两年，有部分家长一直在骂我，我并没有太在意，我一直想用事实说话：通过教改，让家长看到孩子性格的改变，成绩的提高。

我至今觉得涿鹿这两年的教改没有问题，逐渐向好。是阴谋阻断了这场改革，有些人觉得影响稳定，所以叫停了教改。

新京报：阴谋？

郝金伦：我树敌太多了。曾经有些领导给我写条子，让我做违反原则的事，我把条子全部退回去了。还有，那天上访的人，有些人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并没有搞“三疑三探”教改，还有人没有孩子。

谈教改质疑

“监控老师？这是对教改巨大侮辱”

新京报：涿鹿原来有自己的教改模式，你上任后废弃了。

郝金伦：涿鹿中学以前有一个“三环五步”、后来叫“绿色课堂”的教改模式，因为推的力度不够，方法不科学，没有什么老师用，已经名存实亡。

我刚当局长时，去听课，他们就让老师和学生表演了一番。这个模式已经成为形式主义了，我觉得有改革的必要。

新京报：反对改革的家长们认为，成绩好的孩子在“三疑三探”模式下会越来越自信，普通孩子则越来越沉默。这是牺牲普通孩子去成就少部分尖子生。

郝金伦：这是一个错误解读。“三疑三探”有一个原则：学困生先讲，中等生补充，优等生评价。学困生不讲以前，是不允许中等生和优等生发言的。“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只是部分家长的主观臆测而已。

新京报：你们想过办法消除家长的误解吗？

郝金伦：我主要的方式是邀请家长进课堂；此外，去年夏天，我把1000多名反对的家长集中起来，进行讲解。

当时有人建议我找七八百个支持我的家长，我认为这是找“托儿”，没同意。我很自信，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不需要虚张声势。

我还办了一个全省教育系统最大的微信平台“涿鹿家庭教育”，向家长推送科学育人的理念。

新京报：你在教室安装了摄像头，有人说你是为了监视教师。

郝金伦：我搞教改以后，需要教研员经常进学校听课、观摩。涿鹿县地形狭长，最南端的学校距离县城100多公里。他们去一趟来回要花四五个小时，安全隐患也很大。

所以，我们用摄像头把学校连起来，教研员坐在教科局，可以通过大屏幕观摩全县任何一个课堂。

教育界有个概念叫“推门课”，就是老师上课时，其他教师、校长、教研人员可以随便推门进去。这和通过摄像头听课是一个道理。

一个教室有四五十个孩子，这不是私人空间。我把摄像头安在厕所、卧室、你家客厅里，这才算是侵犯权利。

如果说安装摄像头是为了监控老师，这是对教改的巨大侮辱。

新京报：有学者说，应该把办学的权利交给学校，不应该用行政过多干预具体教学。

郝金伦：我觉得，这个学者是空头理论家，他不知道基层这一级教育该怎么抓。去行政化应该是大学教育。

抓教学是县教科局的主要职能。一个局长推改革都如此之难，让几个老师和教研员去推，怎么可能？

再一个，涿鹿这两年的教育是专业引领，涿鹿高中、初中、小学教研员都是非常专业的老师，我只起到了后勤部长的作用。

谈教改被叫停

“反对我的人站在窗下，我百感交集”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教改被叫停？

郝金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过，教改是学生喜欢、教师困难、家长担心。这种情况下，各地只要是搞课改，都会有波动，比如江苏徐州也有过教改风波。

但是在其他地方，并不会因为有波动就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因教改闹事不新鲜，但闹事后一下就停掉是不符合常规的。

新京报：反对你的人站在政府门口，你在窗口看到了这一幕，心里是什么滋味？

郝金伦：百感交集。社会上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有人落水，救人者溺死了，被救上岸的人穿上衣服回家了。

不能指望受益的人为你两肋插刀。许多中国人有看客心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哪怕是自己受益，也保持沉默。

新京报：推动这场备受争议、最后被叫停的改革，后悔吗？

郝金伦：无怨无悔。推广“三疑三探”后，我把女儿从正定中学转到涿鹿读书。正定中学是河北著名中学，我让她转学，只有一个原因，我认为“三疑三探”会成就她，对她未来发展有利。

新京报：在这场改革中，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郝金伦：教学方式没有对错，只有效率高低的不同。我最多是个改进者，所有事物都需要改进。

新京报：未来有什么打算？

郝金伦：还没有想好。

□新京报记者韩雪枫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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