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涿鹿2014年下半年引进“三疑三探”开始，越来越多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思维方法，在这块土地轮番登台，不下10种。
■“传统课堂有预习、质疑、讲授、讨论、反思、巩固等多个环节。涿鹿的课改只是把传统教学的‘质疑’环节无限放大。”
■“教育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别让那些有改革热情的局长、校长觉得——改革就得‘下课’。”
“一会儿，我准备开一次全体大会。”这或许是郝金伦最后一次行使自己作为涿鹿县教科局党委书记、局长的权力。
7月12日上午8点，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教科局的班子会上，郝金伦说自己已决定向县委辞职。“开大会”的要求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没辞职之前，我还是这个县的教科局局长，我有权力这么做！”郝金伦说。
随后，他发表了自己的辞职演讲。“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想对这3年来的工作作一个总结。”郝金伦说。
演讲过后，郝金伦走下主席台，转身离去。
此后，就有了后来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涿鹿县郝局长激情辞职讲话》。
“所有内行人都觉得好，外行人却充满了焦虑”
站在政府大楼的三层望下去，郝金伦看到了楼下声嘶力竭的群众，“我的心在滴血”。两年前，他开始了一项名为“三疑三探”的教学改革，目的是将涿鹿的学生从满堂灌、题海战术的传统课堂拯救出来。然而，7月5日，涿鹿县上百名家长在县政府门前的集体“散步”，却直接促成了郝金伦的辞职。
那天上午10点，李女士匆忙赶往涿鹿县交通运输局门前，“路两旁挤满了人，街心的双黄线已被拉着横幅的人占据”。
“撤局长！停止‘三疑三探’！”人群高呼着口号。李女士的孩子在合符小学读书，她“想听听政府怎么回应”。但自始至终，李女士并没有看到郝金伦。
请愿当天，县政府便叫停了“三疑三探”。7天后，郝金伦辞职。
7月25日，中国教育报记者拨通郝金伦的电话，他仍认为，“大部分人是支持‘三疑三探’的”。
其实，在“散步”之前，涿鹿县家长的微信朋友圈里，早已出现了蛛丝马迹。
7月1日晚，李女士的朋友圈被一条信息刷了屏。信息中说，郝局长拿“孩子的成长当实验品”，“一意孤行，强推‘三疑三探’教学方式”，犯了“教育的大忌”。家长们的请愿也由此而来。
“‘三疑三探’这种模式很好。所有内行人都觉得很好，外行人却充满了焦虑。”郝金伦说。
那么，这个被家长称为“实验”的“三疑三探”到底是什么？
据郝金伦介绍，“三疑三探”共四个教学环节，即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拓展运用。其最大特点是学生先独学深思，形成自己的学习经验后，采取小组合作式学习，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合作探究问题、归纳创新问题、勇于评价问题，养成敢于质疑、善于表达、认真倾听和不断反思的学习习惯。
为了便于操作，涿鹿县还印发了名为《涿鹿中学三疑三探新授课评价标准（试行）》的指导册子，规定了“三疑三探”四个阶段的标准操作方法和考核方式，以及应达到的目标。
比如，在“解疑合探”阶段，标准的操作方法是：“提问与评价”环节，由学困生回答、中等生补充，中等生或优等生评价。在“讲解”环节，规定教师“三讲、三不讲”，“三讲”即讲解学生自学和讨论后还不理解的问题、讲解知识缺陷和易混淆易错的问题、讲解学生质疑后其他学生仍解决不了的问题，“三不讲”即学生不探究不讲、学生会的不讲、学生讲之前不讲。
评价标准上，在“运用拓展”阶段对课堂环境有具体要求。如第6条：学生高度参与，课堂无闲人，都能真正进入学习状态，体验到探究和成功的快乐（掌声、笑声、惊讶声），教师普通话标准，板书规范，不拖堂。
“过去上课是老师台上天花乱坠，孩子台下昏昏欲睡。”郝金伦认为，相较于传统课堂，“三疑三探”的优势显而易见。
但在家长这里，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家住县城的盛女士回忆，学校曾给家长发了一张手掌宽的纸条，让家长在“传统教学班”和“三疑三探教学班”之间选一个。
盛女士对“三疑三探”并不了解，为了保险起见，她选择了“传统教学班”，但纸条交上去，“就没了下文”。从孩子带回来的只言片语中，盛女士了解到，“三疑三探”已经实行快两年了。
“家长如果了解‘三疑三探’是什么，那叫有选择。你买件东西还要挑挑，但这个东西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就直接上了。”盛女士说。
而说起学习成绩，盛女士很苦恼。“我让女儿画个直角，结果她画了一条直线，三年级了，却连直角、锐角、钝角都分不清。”今年暑假，盛女士给孩子报了数学和英语两个补习班。
“孩子上课玩手机、聊天”“老师上课不讲课了”“教育局不让留作业、不让复习、不让排名”……各种传言纷至沓来。
2015年7月，暑假前夕，郝金伦在实验小学召开了规模达2000人的家长会。不过在实验小学一位学生家长看来，这次大会并未打消家长们的疑虑。
这位家长回忆说，当时实验小学的操场上聚集了上千人，旗杆下面摆了几张桌子，郝金伦就坐在桌子后面。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10点，家长和郝金伦的情绪都很激动。会中还下起了雨，直到雨越下越大，家长才散去。
“家长们问了很多问题，但他基本没有解答，而是一直反复强调，这个东西好，别的地方可以搞，我们也可以搞。”这位家长回忆。
但在郝金伦看来，真正外行的是家长。接受采访时，他将“三疑三探”改革比作一次肿瘤手术，“做肿瘤手术是非常专业的，但是病人家属却在要求这样做、那样做，这才是干预”。
“回去该挂黑板的挂黑板，该分组的分组……”
在推进“三疑三探”的过程中，教科局一度对普及率很看重。考查普及率的典型方法是：教室里有没有挂上三面黑板，学生座位有没有从原来的插秧式变成4人或者6人对面而坐。
2014年12月25日，在卧佛寺小学召开的全县小学“三疑三探”教学现场会上，一位教科局的负责人对推进速度不满。会上，他要求校长们：“回去该挂黑板的挂黑板，该分组的分组，该用模式的用模式，迅速展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快，一些教师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抵制。
“教师在投影上打出‘解疑合探’，然后仍按传统模式讲课。”教师郭鑫观察到，一些教师不愿意公开反对，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维持他们想要的教学秩序。
不过，这种“消极抵抗”的方式没能持续多久。2015年冬天，涿鹿县开始在全县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清、可旋转、可伸缩”摄像头。郝金伦说，摄像头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板上的公式。
在一些教师看来，这显然是为了督促教师使用“三疑三探”。而郝金伦却认为，教师们误解了他的初衷。“这不是为了监控老师，而是一套远程听课系统。”郝金伦说，涿鹿县南北距离100多公里，这套系统便于教研员随机听课。
在极速推进的“课改”中，郝金伦也不乏支持者。
张宾是涿鹿县希望中学一位有着15年教龄的语文教师，在他看来，实施“三疑三探”课改以来，学生的厌学情绪减轻，自主性大大提高。
“没课改时，我一支粉笔就能上完课。现在孩子们提出的五花八门的问题让我防不胜防，经常被学生难住，学生很有热情。”在张宾看来，怀疑课堂上教师不讲课是对“三疑三探”的巨大误解。
“‘三疑三探’课堂上教师的作用依然至为关键，过去是代替，现在是将自主权还给学生，在学生合作都不能完成的情况下教师才干预。”张宾解释道。
在教科局门前的丁字路上，每隔30米便挂了一条红色横幅——“庆贺涿鹿高考大捷”。近20条横幅上，细数了涿鹿县两所高中2016年的高考成绩：“普通高中高考文理一本上线人数190人，增长率为61%……”
郝金伦将此作为“三疑三探”改革的成果。辞职演讲里，他说：“今年高考成功实现目标翻番，所有学校形势一片大好。成绩摆在那儿，抹杀也抹杀不掉。”
但在一些高中教师看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今年河北一本名额省内大幅扩招，直接导致一本上线名额大增。而且在这届高三和复读班学生中，并没有用‘三疑三探’。”涿鹿中学一位教师说。
相比于部分教师的两极化评价，大多数受访教师在面对“三疑三探”评价时，选择了沉默。
“这里认识我的人太多了，咱们找个地方说。”郭鑫答应接受当面采访，但希望不在县城里。随着车子开出县城，他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我是反对‘三疑三探’的”。
“传统课堂有预习、质疑、讲授、讨论、反思、巩固等多个环节。涿鹿的课改只是把传统教学的‘质疑’环节无限放大，用一个环节涵盖所有的课堂环节，是有问题的。”郭鑫说。
“‘三疑三探’走得太快，一线教师吃不消的”
“‘三疑三探’走得太快，一线教师要吃不消的。”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在教科局民主生活会上多次向郝金伦提出自己的顾虑。
事实上，“三疑三探”的推广速度，出乎了很多班子成员一开始的想象。2014年5月22日，涿鹿县教科局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这是涿鹿县引进“三疑三探”的第一份规范性文件，将“三疑三探”的实施工作分为入模、习模、化模、创模四个阶段。方案中明确指出，“在入模阶段，（小学）四年级以上开展‘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当时是考虑到低年级学生接受这种模式有困难，所以就先在小学中高年级中试点。”对于先试点的做法，郝金伦也是赞同的。在2014年的全县工作会上，他说：“我们的课题引进推广工作一定要稳扎稳打，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和不足。”
但没过多久，“课改”推进得越来越快，郝金伦提出“三年级也可以做”。等到三年级开始不久，二年级、一年级也开始了。
在高中教研室成员的选聘上，局里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许世民认为：“教研员必须得有教学经验，要有能力指导教学。但高中教研室的选聘是通过全县考试的方式，只看卷面成绩，谁考得好用谁。”
面对质疑，郝金伦认为：“教研员主要是检查常规教学的落实情况，是‘三疑三探’的检查者、推动者、协调者，而不是指导者。”
为了激励教师使用“三疑三探”，教科局还将其作为教师调动、职称评聘的依据。有文件明确规定，在全学区“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讲课比赛上，工作5年内取得前五名，10年内取得前十名，可参加进城调动考试。
有奖自然有罚，郝金伦在一次讲话中说：“把五项技术推进工作考核结果作为校长任免使用的依据，让那些碌碌无为、不思进取的校长退位让贤。”
县里曾经传闻，只要反对或推进“三疑三探”不力的校长，郝金伦会想方设法将其调离。对此，郝金伦回应，“两年多来，只调动了十几个正副校长，而且所有的校长任命和调动都是经过局务会讨论后的结果”。
“这个改革还没搞明白，下一项又得加在课堂上了”
7月12日，在辞职报告现场，郝金伦对着台下的教科局全体员工陈述自己的辞职原因，“在当前形势下，县委叫停全县教育改革，我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作为党员，我举双手赞成”。
“县委并没有叫停全县的教育改革，只是先叫停了‘三疑三探’，像‘学习力’‘元认知’等并没有停。”许世民说。
事实上，“三疑三探”到底是暂时搁浅还是永久停止，现在依然是个问号。
一封网上流传的“涿鹿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写道：“涿鹿县教科局将给部分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各学校自主选择，确定何种教学模式，教科局不干涉。”
7月25日，郝金伦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坚信：“应该有很多校长认同‘三疑三探’的理念。”
涿鹿县作为省级教改实验县，从2002年课改启动开始，多种课改模式轮番上场。
涿鹿中学高三毕业生刘龙，对“三疑三探”中“三面黑板”“六人一组”的教学方式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与他们高一时用的“绿色高效大课堂”大同小异。“绿色高效大课堂”的前身是“三环五步教学法”，移植于山东昌乐二中的“271课堂”。
而当“三疑三探”大潮来临时，“绿色高效大课堂”便陆续停止了。与之相似的，还有从2012年开始与北师大合作的“基础教育跨越式实验项目”。这项3年一轮、为期6年的中小学课改项目，在2015年暑假暂停了第一轮实验。
但在郝金伦看来，“‘跨越式’的优势全部被‘三疑三探’覆盖了，而且‘跨越式’在一些班级还有保留，并未全部叫停”。
许世民介绍，“跨越式”的推进采取了先试点再逐渐推开的模式，第一年10所学校，第二年增加了4所。
在一位不愿具名的教科局领导看来，正是这种不紧不慢的步调，使“跨越式”逐渐成了“独苗”。“有的实验班做到三年级了，一回头，一二年级没跟上。”这位领导告诉记者，吸取教训，局里在推进“三疑三探”时，不再一点点做、慢慢搞了。
郝金伦曾提出：“新课题的引入，没有行政力的推动，仅仅依靠教研人员去搞，往往是半途而废，所以局长和校长要将这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亲自抓。”
从涿鹿2014年下半年引进“三疑三探”开始，越来越多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思维方法，在这块土地轮番登台。许世民掐着指头算了算，不下10种：沈阳的学习力课题、华东师范大学的思维可视化技术、生本数学、元认知、管建刚英语、张思中英语、过电影法、星号法、周长生学习法……
一位一线教师说：“这两年来，引进的这么多项教育改革，就如上映的一部部电视剧，我们还不知其然，就得马上行动起来用在课堂上。这个还没搞明白，下一项又得加在课堂上了。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一引进就全面推开，不考虑学生层次和差异，这些改革注定是短命的。”
“改革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尽管“三疑三探”在涿鹿被叫停，该教学法创始人、河南省西峡县教研室原主任，现南阳一高副校长杨文普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谈道，“有更多的人来质疑、发展对学生有利的学习方法、教学模式，我们的教育改革才有希望。”
不过，杨文普随即补充说：“教育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要警惕大家对这个事情出现负面理解，要注意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别让那些有改革热情的局长、校长觉得——改革就得‘下课’。”（本报记者刘博智董鲁皖龙张滢）
（文中教师、校长、家长、学生均为化名。实习生林馥雯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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