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6年中国721所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质量排行榜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不少大学纷纷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转载了自己学校的排名。该榜单意在为考生和用人单位提供参考，至今已经连续公布了14个年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都希望顺着读书、成才、就业的轨迹一路走下去。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提供者无疑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对本科毕业生质量进行排名，似乎就是为“成才”界定了直观的量化指标。
但是，社会之大，人们在形形色色的岗位上从事着不同的工作;社会竞争之激烈，许多毕业生在求职路上遇到了困难与落差。那么有人也许会问，大学毕业之后，怎样才算作成才?现有的人才评估体系，存在着哪些问题?两位专家带来了他们的见解。
成才不止单一路径
记者：排行榜发布者武书连认为，在大学的各项指标中，教师平均学术水平和新生录取分数线两项指标对学生的成才具有决定性意义，基于此他计算出了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对此，您是否认同?
阮海涛(上海交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职业发展中心主任)：对于毕业生质量排行榜简单地将教师学术水平和新生录取分数线结合起来计算，得出一个“毕业生质量”的结果，我不是完全认同。
评判大学毕业生质量，其实就是评判其是否“成才”，我个人倾向于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角度来看待。外在主要是一些具体、直观的内容，比如毕业生的薪资水平、职业发展平台、晋升速度、社会影响力等;而内在则包括毕业生在毕业时所具备的思辨能力、创新能力、自我情绪管理能力以及对自我的评价和认知能力等。一个人的“质量”并不像一件物品那样存在一个明确的工艺标准，但我们可以通过他在内外两个方面的表现作一些考量。
这个排行榜所标举的两项指标更多的借鉴意义在于学校层面，教师和周围同学的层次高，固然对成才构成有利条件，但是当我们谈人才，更多的还是要落到细微处、落到具体的学生身上。
记者：谈到毕业生质量，人们传统的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找到一份“好工作”并且被用人单位认可，就是一个高质量的人才。从您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学生们自己是如何看待就业和成才的?
阮海涛：学生自身对就业问题一直是相当关注的，但这两年我感觉到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
以往，很多人都是按部就班，临近毕业就开始找工作，然后在本专业领域内发展。但现在，不仅仅局限于毕业生，连在校学生都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创业的热情，有的同学甚至决定将学业暂停一段时间，专攻手头的项目。这就和我们过去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一切以学业为重”有所不同了。在他们眼中，成才不再是一条单一的路径，不需要一味地跟着大部队过“流水线”，能抓住眼下的机遇才是重要的事情。总体上，我感觉学生们对成才这个概念的认识已经越发多元。
我从2006年开始上《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这门课，十年下来，我发现学生们的课程参与度越来越高，对于自身职业生涯的规划越来越早，很多学生大一就选修了这门课。但有趣的是，尽管总体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在学生们身上，我却看到了更多对个人追求和兴趣方面的考量，观察到更多从容与自信。比方说，有一位学生在本科期间连续三年每周都到医院去做临终守望关怀，毕业之后又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结束之后还准备继续深造。
在社会人才评估越来越人本化的今天，我们不会认为这位学生是在“浪费”时间，相反，我们觉得社会需要这样有理想信念、有担当的青年。虽然他暂时还没有步入正式的工作岗位、从事科研，但他身上的这些素质就表明了他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不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才是人才
记者：学术界和社会上一直存在争论：何为人才，如何成才。在您看来，人才应该怎样定义?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又起到什么作用?
高子平(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在人才学领域，何为人才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持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人才的评价指标始终没有定论，至今都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人才的量化标准。人才难以定量考核，关键在于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人才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动态发展而发生形态、内涵和外延的变化。
这样看来，毕业生质量排行榜用教师平均学术水平和新生录取分数线两项来定义成才就有失偏颇，它们固然能反映学生的一些能力和潜力，但其所不能涵盖到的面更广。
我们今天讨论人才的定义，必须将其置于全球发展格局之下，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考虑。概括来说，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经济形态的转换期。就像工业社会替代农业社会一样，经济形态也经历着新旧更替，而这是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使命。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微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未来的新经济体形态的主体。具体到中国，传统产业以两位数的速度衰退，而新兴产业以三位数的速度扩张，这两者同时发生，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我认为：不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人，才是人才。
现在很多人往往不知道高等院校的社会责任究竟在哪里，就把责难和质疑推到大学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大学的责任就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思想性、理想性和想象性，使之成为合格人才。
记者：您所讲的思想性、理想性和想象性在有些学生和家长眼中可能是一个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更加在意的是能够把握住的、攥在手里的，比如说某一项技术技能。这也就是为何一直有高等教育职业化的呼声存在。
高子平：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我的理解是，这部分学生和家长的认知还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没有认识到现在所有人正站在经济形态转换的拐点上。
漫长的小农经济发展历史和传统工业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确需要大量的人去做一些机械的重复劳动，去遵循一些格式，掌握技术和技能。应试教育、填鸭式教育就是顺应这样的时代背景而“横行”于教育界的。
然而，新经济形态对大学首当其冲提出了教育转型的要求。李开复最近提出，再过10到15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让一半的人面临失业，这个言论在业界引起了很大争议。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个速度和比例是否准确，但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学生在大学里面学到的东西，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都能完成，甚至完成得更好，这叫什么“才能”?学到的这些东西又有多大价值?
因此，在人才评估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过分关注谁的点钞速度快、谁背的单词多、谁是这座城市的“活地图”等等。长期重复性劳动基础上形成的能力，不再是大学人才培养的重点，我们要调整思路，将创造创新能力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一环。拿现在很热门的虚拟现实产业来说，如果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创造力，就无法构建起整个系统，很多突破性进展也就无从谈起。
我之所以强调培养学生的思想性、理想性和想象性，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维度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拥有的，也是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不同于人工智能的关键所在。
警惕评价“一刀切”
记者：您认为目前大学的课程设置、社团发展、就业指导等工作有没有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提升发挥作用?
高子平：大学生是没有正式走上工作岗位的成人。与中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必须直接与社会需求相对接。相应地，作为成人，大学生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找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会，而不只是被动接受。目前，大学的课程设置、社团发展、就业指导等工作在这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一些作用。
当然，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肯定还是存在一定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会长期存在下去。毕竟，大学不是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很多的演练都是具有探索性、模拟性和理想性的。
我认为要引起重视的是，当前有些大学的社团和学生组织染上了不良风气，甚至出现了行政化的发展趋势。例如，今年江南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学生会流出了一份《关于任命2015—2016年度江南大学学生会储备干部的决定》，其内容与形式几乎与组织部门下发的文件相差无几。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学生会干部”，他们的“理想”和人生追求究竟是什么?习惯了这样的思维之后，是不是还能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年轻人的活力?
虽然传统社会几千年的等级制度和历史积弊一直强调论资排辈、强调要做“人上人”。但是作为青年大学生，如果不能够形成平等的理念，那么他必然跟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跟现代化进程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是不相符合的。此外，这种行政化的蔓延也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人们自身的身份焦虑有关。而这种一定要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心态，在面对挫折时，反而会愈加无力，离真正的成才距离更远。
记者：针对目前人才评估、评价体系的薄弱之处，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高子平：日前，上海四所高校发布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适用方案，建立了更加多元多维的人才选拔、评价体系。这种从招生伊始就对学生质量把关上有所侧重的举措，表明了教育界在传统“唯分数论”的人才评估遭遇瓶颈后的反思，是上海市高等教育发展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向这桩容易引起争议的事件“开刀”，就是改进人才评估体系的良好切入。同时，人才评价需要分级分类分层次，不能简单地“一刀切”，避免走极端。
总的来说，进行人才评估、评价，量化考核还是不可缺少。更值得推敲的是，评价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时，怎样在现有指标基础上提供一些有效的补充来完善政策的不足，真正做到“以人才为名”。
人才
强调培养学生的思想性、理想性和想象性，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维度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拥有的，也是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不同于人工智能的关键所在
面对就业难，国外有哪些妙招
近年来，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就业问题，尤其是大学生就业，一直是困扰各国政府的一大难题。对此，不同国家都在就业指导上积极探索，从学校课程设置到政府出台政策，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让学生们避免遭遇“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美国：学校打造就业指导课程
美国高校的就业指导课完全根据学生需要来设置相应课程，因为学生的需要千差万别，故课程设置差异很大。所以，既有选修课、必修课，又有针对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课程，还有根据学生的年级、性别和族裔设置的不同的就业指导课。比如，有些课程专为新生开设，有些课程专为已选择专业的学生开设，有些为大四学生开设，还有些专为女性及少数族裔开设。
就业指导课的内容主要涵盖了三个领域：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职业知识及信息和求职技巧。比如，美国高校会给学生做求职模拟培训。这类培训相当实用，在“模拟面试”环节中，指导人员会拍摄学生的“面试”表现，回放给学生看，并指出其形体、应对方面的不足;他们还会指导学生如何回答一些面试中的常见问题，如“你最大的弱点或者缺点是什么”，学生的回答需有相当的技巧，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过于坦白，且需要强调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有改进的空间和信心，或者直接谈自己打算如何改进。
在授课之后，美国学者还尤其重视学生和用人单位对就业指导课程的评价，往往利用文献研究和实证调查的方式对课程效果进行研究。
美国高校对就业指导课的重视还体现在其授课教师并不仅仅局限于就业指导部门人员，其他如心理咨询中心教师、各院系的教授、职场人士等往往合作授课。另外，充分利用校外人力资源也是美国高校就业指导课的一个突出特点。一些高校频繁邀请职场人士举办讲座，鼓励学生多参加一些不同的商业圈子活动、义务工作、兴趣小组等。这个过程不一定能直接帮助大学生找到工作，但可以让大学生借此了解到行业的最新动态，结识不同的职场人士，感受到不同的公司文化。
德国：政府构建系统的就业政策保障
德国政府向来把促进大学生就业作为一种连续性的长远战略，构建起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政策保障。早在1969年，德国就颁布了《就业促进法》，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政策范围内，争取达到和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不断改善就业结构，以避免、减轻或消除因失业对国民经济及个人利益带来的不利影响”。
依据《就业促进法》，德国先后颁布了《培训岗位促进法》《职业教育促进法》《青年人劳动保护法》《学校教育法》《联邦社会援助法案》《儿童与青年服务法案》等系列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职业教育、岗位规划、就业指导、劳动保护、劳动市场、失业保险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形成针对青年就业创业的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力地保证了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宏观政策和各项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
德国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由政府、社会和学校三方组成。政府层面的服务系统是劳动部门，从联邦劳动部到各州各市的劳动局，这些部门经常发布就业指导信息，这对大学毕业生选择职业具有宏观指导作用。
社会层面上，经劳动总署批准注册的私人咨询介绍所从1994年开始成立。这些咨询机构主要面向企业，同时为求职者个人介绍，搭起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桥梁。私人咨询机构的优势体现为：针对性强，运作灵活，有比政府系统更具体的服务策划。这些机构以企业经济投入为依托，目标重点瞄准企业的需要。
日本：以实习为核心的人才输送模式
日本各所大学进行的职业生涯教育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实习、职业设计、职业导向相关学习、职业生涯教育课程等。其中，实习所占的比重很大。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1年的调查数据，参与调查的大学中有96.8%安排了实习，其中的70.3%，也就是526所大学对实习进行了学分认定。这里所指的实习与学生课外的打工不同，是没有工资拿的。作为接收方的企业会把它作为一个教育项目来实施，安排专人对学生进行教育指导。
日本大学生一般在三年级后期就开始找工作。从开始求职到拿到“内定”，日本大学生平均要参加10家以上公司的笔试、面试。据调查，有20%的学生要经历30家以上公司的笔试、面试。
有意思的是，很多到毕业为止都没有拿到“内定”的学生大多不会选择毕业，会故意少修几个学分或者以不提交论文的办法来延迟毕业，以便来年继续找工作。因为，日本企业一般会倾向于招应届毕业生(日本称作“新毕业生”)，并将此明文写在招聘广告上，已经毕业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应聘的。虽然日本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把毕业3年内还没找到正式工作的大学生也算在“新毕业生”内，但是成效不大。
经济的不景气使得日本企业没有余力去做太多在职培训，而是期待大学将人才培养成“成品”，可以直接拿来用。这就对大学教育提高了要求，促使了一些大学更加重视对学生进行实习前期和进行期的指导，让他们尽快适应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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