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元年，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这一方案被誉为“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考试科目和录取方式改革。
其实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的38年间，这项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在很多方面都实行了改革，科目设置、考试内容、次数、招生体制和方式、技术环节———细数起来至少30余次，几乎每一年度的高考相关规定和制度，都与上一年度有所差异。
这些改革，有些经受住了考验，至今仍在实行，如“3+X”及自主招生。有的则销声匿迹，如“文6理7”及曾风行一时的高中会考制度。
记者对大大小小的高考改革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发现，针对考试技术和细节方面的改革，如时间调整、网上录取、网上阅卷等，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并获得肯定。但一旦涉及到高考次数、科目、内容及招生等政策性的变革，往往就要历经反复。
恢复高考
载入教育史的1977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稿件《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提出当年高考招生范围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具体要求是“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这则消息让密切关注高考的人们雀跃不已。
其实在此之前，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已经传出。
当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很多人将这次讲话看成对于恢复高考的暗示。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定恢复高考。
检索教育部网站上的教育50年大事记，恢复高考前后很多时间节点可以记入新中国教育史——
6月29日至7月15日，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在太原举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
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的文件。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简称“高考”）。
1977年的冬天，中断了11年的高考重启。从11月28日到12月25日，这次高考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月。
教育部网站数据显示，当年报考人数570万人，最终录取27万人，录取率为5%。
之后高考录取率开始上扬，1985年达到35%后开始小幅回落，1991年降至21%后开始继续增加，于1996年达到40%，接下来的1997年和1998年小幅下降，至1999年一下跃至56%。从1999年开始，高考的录取率始终在56%以上，在2012年和2013年录取率为75%。
伴随着录取率的变化，高考逐渐成为我们身边的热点话题，每一次与高考有关的改革都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
科目改革
“文6理7”到“3+X”
历年中，针对高考科目的改革次数最多。
1977年，分为文史和理工两类，文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历史和地理），理科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物理和化学），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
1981年，高考科目变为文科6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科7门（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
1991年，湖南、海南、云南三省，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进行了高考改革实验，将原本的文科6门、理科7门改为“四组四门”：第一组是语文、政治、历史、外语，第二组是语文、数学、物理、外语，第三组是数学、化学、生物、外语，第四组是语文、数学、地理、外语。考生根据报考的专业参加有关科目的四门考试，但不得兼报两组。史称“三南方案”，但因过于强调学生个性，而且录取太过复杂，仅实施了一年。
1994年，原国家教委（1985年6月设立，1998年3月更名为教育部）在高中会考基础上，又推出了“高考3+2”科目改革，即文科“语数外+历史、政治”，理科“语数外+物理、化学”。
1997年，原国家教委决定，高考科目组开始试行“3+X”方案，并于1999年在广东率先试行。所谓“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X”指由高校根据本校层次、特点的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
2000年，吉林、山西、江苏、浙江四省也开始施行“3+X”方案。2001年这一方案扩展到18个省、市、自治区。2002年，全国全面实行。
在改革之初，“X”有多种选择，但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数省份选择了“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的模式。
2004年，山东、宁夏、广东、海南4省区作为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首批实验区进入实验，其后在多个省、市、自治区实行，包括吉林。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新文化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文6理7”到“3+X”，都是考试科目上的调整，能够看出教育部门有两个基本想法，一个是通过调整来减轻学生的负担，一个是通过改革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高校的录取还是以考生分数高低为依据。这种量化的、机械的考核方式，第一不能达到减轻学生负担的目的，第二发挥不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实际上（科目改革）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招生改革
从“定向”到“并轨”
高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考试，二录取。38年来，高考招生制度也经历多次改变，从最初的定向招生到“双轨制”，再到最终取消自费生，实行“并轨”。
1983年开始，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规定在中心部分或国防科工委体系所属的某些院校，按必定份额实施面向农村或农场、草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职业定向招生。
1985年，原国家教委规定，高校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量国家计划外自费生，与国家计划招生并行，即称“双轨制”。
1987年的7月12日和8月12日，《人民日报》对上海高校招收自费生进行报道。7月12日的标题为《上海高等学校收费走读生教学情况的调查———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尝试》，其中总结改革经验时，将“实现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列入其中。一个月后的报道标题是《上海高校招生新热门 三千青年报考自费生》，“报考自费生的人，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但均须参加统一高考。”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原则上要缴纳国家规定培养经费的三分之二以上。
“双轨制”首先被人们质疑公平性，因分数相差很大，很多人认为就是在“花钱买分”。
1994年，37所重点院校成为招生收费并轨制的试点，“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开始建立。
1996年，高校试行招生“并轨”，取消招收自费生，“自费生”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同时高校的学费开始增加。
2000年，师范类院校和专业也开始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彻底完成。
2007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校园。
从“保送生”到“自主招生”
除了招生制度的改革，招生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对全国“统考统招”制度的改革和探索。
1984年，我国进行保送生试点改革。1985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校扩大试点。
当年保送生制度主要针对的是，部分有特殊才能或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推荐、选拔和考察，免予参加高考，直接录取。其意义在于弥补统一招生考试分数一切的不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新文化记者采访时表示，保送生制度其实是对传统高考制度的一个突破，虽然这种突破所产生的影响很小，“保送生制度意味着人们其实能够接受其他的合理的标准，而不完全凭分数。”
1986年8月1日，《人民日报》曾刊发新华社稿件，其中对一些学校片面追求考分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同时对上海高教部门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做法进行了赞扬，“由中学保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免试进入大学学习；对在某一学科上智力超常的冒尖学生，由学校或知名人士推荐，招生单位组织专家小组对学生进行面试复核，择优录取”，这种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储朝晖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保送过程中出现了“推良不推优”的倾向，“很多中学为了提高上名校的升学率，让那些真正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通过高考考取，而稍差一些的学生则通过保送进入大学。”
于是教育部在1999年规定，保送生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并从2001年起，将每年保送生规模从两万人压缩至5000人。
保送生制度之后，是高校自主招生制度。2003年，教育部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22所高校扩大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要求各高校进行自主考试与面试，入选考生参加全国统考，成绩达到与学校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可以由学校决定录取，招生比例为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的5%。
2004年，自主招生高校扩大到28所；2005年扩大到42所；2006年，扩大到53所，并且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熊丙奇说，从2003年22所到2014年90多所学校尝试自主招生，实际上是希望能够给大学更多自主招生权，打破单一的分数标准，给一些有特长有个性的学生一个进入名校的路径。
“看起来不错，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熊丙奇认为，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应该是考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学生可以拿到多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以选择大学，“实际上呢，学生必须参加高考，自主招生只是获得相应的高考录取优惠加分，并没有摆脱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也没有调整好学校和学生的关系。”
命题改革
标准化考试到分省命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面引进了前苏联的五级计分法，标准化考试曾被冷落。1981年至1985年，教育部研究后，确定广东省开始进行标准化考试的试验。
经过广东省1985年至1988年的试验，原国家教委1989年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规划》。
所谓的标准化考试，是指根据统一、规范的标准，对考试的各个环节包括测试目的、命题、施测、评分、计分、分数解释等都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从而严格控制了误差的考试。
1990年的《人民日报》对当年开始广泛推行的标准化考试进行了报道，称“这是我国自隋唐以来，考试方法和阅卷手段的一个重大改革”。
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当时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主任杨学为，据其介绍，实行标准化考试的科目，试卷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选择题，答案写在另一张卡片上，另一部分是“主观题”，答案写在试卷上。选择题的答题卡由计算机扫描阅卷计分，主观题由阅卷人评分，两者相加，即是该科考试的成绩。当年的标准化考试，选择题所占分数，9科平均约50%。
在1985年同时进行的改革，还有对分省命题的尝试。上海市率先试行自主命题，至2002年，北京市也获得了语文、数学和外语的单独命题权。2004年，教育部扩大分省自主命题范围，天津、广东、重庆、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辽宁等9个省市开始分省命题探索。至2012年，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其余15个省区市采用国家统一命题。
除引入标准化考试和分省命题的尝试，这些年来，依托于现代科技的改革举措还有很多。如2002年，高校招生工作第一次全面实现网上录取，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了85%。2004年全国共有15个省区市实行计算机网上阅卷。
获赞改革
高考提前+春季高考
其实在历次高考改革中，这些与技术有关的改革，争议最少。而2001年取消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及2003年将考试时间提前至更为凉爽的6月，更是获得了一片赞扬。
对于高考时间固定于6月7日、8日、9日，熊丙奇觉得还可以商榷，“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当双休日和高考重合的时候，当天交通状况比较好，而一旦高考遭遇工作日，交通拥堵，就会造成考生和家长的焦虑。我一直在呼吁，把高考时间调整到6月份的第一个双休日，教育部从2005年开始答复说要论证，但直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答案。”
在问起历次改革当中，最受认同的是哪一次时，熊丙奇和储朝晖都选了春季高考。
2000年开始，春季高考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内蒙古试点，形成普通高校每年两次考试、两次招生的模式。但从2004年开始，内蒙古、安徽和北京先后取消，目前只有上海还在继续试行春季高考。
熊丙奇认为，推行春季高考的初衷是好的，是希望通过增加高考次数，解决一考定终生的问题。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因为种种限制，春季高考成为落榜生的考试，“这样的改革本身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春考考生成绩低，参加春考录取的学校也比较少，所以后来随着高校的扩招，落榜生的减少，春考就变得惨淡经营，有的地方就取消了。”
熊丙奇身处上海，对于上海颁布的2015年新高考改革方案比较期待，“上海市属高校全部参与春考的录取，而且拿出比较好的专业，另外就是以春考作为自主招生的尝试。一个考生可以拿到两张录取通知书，然后再申请大学，这才逐渐回归到春季高考的初衷：多次考试多次录取。”
最新改革
一些举措以前出现过
今年实施的新高考改革方案，被很多媒体誉为“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考试科目和录取方式改革。新华社在6月4日总结了一些新变化：高考加分项目瘦身、自主招生在统考后进行、高职院校与普通院校分类考试、18个省份使用统一命题试卷、高校校长亲自签发录取通知书、全面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在储朝晖和熊丙奇看来，新改革方案中，很多“亮点”此前都曾出现过。“比如平行志愿、高职高专单独考试，都不是什么新鲜内容。”熊丙奇说，平行志愿2002年就开始在少数地方进行调整，后来教育部在2008年大力推广，“平行志愿实际上是改变了原有的填报志愿给学生带来的风险和焦虑，能够让学生有更多选择。”但实际上效果有限。
根据教育部最新通报，今年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从去年的15个增加到18个。在储朝晖看来，这是一种反复，“早在1985年就进行了分省命题的尝试，2012年到2014年，都是有16个省份自主命题。如今统一命题的省份在增加，不得不说是一种反复。”
对于自主招生改在高考后进行，储朝晖认为这突出了统考的权威和重要性，“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考生和学校的自主性，减少了双向选择的机会。”
改革建言
储朝晖：让专业组织管高考
“高考改革三个大的方面，第一是招生管理体制的改革，第二个是招生方式的改革，第三个才是测评方式的改革。过去的改革总体来讲改考试的比较多，改招生的比较少，改管理的基本上没有。”储朝晖认为，“考试的改，要以改考试结果使用的一方为准。现在使用考试结果的，还是各个地方的招生办。招生办使用考试结果，不要求精细，只要能够把大家分成级，也就是考试分数，这就够了，它并不要求真正了解这些学生。”这就是目前高考招生的困境，真正希望了解学生的是学校，但是招生的学校没有权力和办法去了解学生，只能通过分数来看。而且现在这种测评方式，也很难反映出学生的真实状况。
要如何改进？
“改进的方式，不是搞任何一个统一的东西，统一的东西不可能反映出这么多考生的状况，它需要一个更精细的独立第三方的专业组织，还需要学校有更多的选择权，考生也有更多的选择权。”储朝晖表示，高考招生改革要有明确的定位，要把专业组织做的事情交给专业组织去做，把高校要做的事情交给高校去做，把行政部门要做的事情交给行政部门去做，然后各方面达成一个共识，这才是能够有效推进的方式，“而现在我们只想着改考试，改测评方式，当主体不是专业组织的时候，这个东西永远都做不到公平。”
熊丙奇：录取制度改革是核心
在高考改革当中，熊丙奇认为录取制度改革是高考改革的核心和灵魂。
“过去有这么多方面的改革，但是都没有触及一个核心和实质，那就是大学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熊丙奇认为，录取制度的改革是从根本上打破教招考仍然一体化格局的必要途径，“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政府部门如果不放权，在现有的教招考一体化的格局下所进行的改革，都是一种很难起到效果的改革。所以要从根本上对录取制度进行改革，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如果录取制度不改，很多的改革思路都会被消解掉。”
熊丙奇希望教育改革不应该由教育部门来主导，应该由全国人大来主导，“（历次改革）出现反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不愿意放权。”
如何评价改革是否进步？熊丙奇认为只需要看一点，那就是一个学生能否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学生的选择权增加了，这个改革就进步了。”
熊丙奇认为，改革必须有针对性地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让学生有多次考试多次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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