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北京将进一步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一项调查显示,65.2%的受访者认为实施的最大难度是统一评价口径和标准。

“综合素质评价”合乎高考改革方向,同样有利于学生从应试教育中解脱。但问题在于,何为综合素质?谁来评价?如何评价?制度设计更为严格的自主招生和加分制度尚且会被****和寻租所利用,遑论自由衡量权更大的“综合素质评价”?“一考定终身”弊端重重,为何国人仍不愿舍弃?盖因考试和分数,衡量标准最为清晰,考试过程最为透明,操作过程最难浑水摸鱼。不解决公平焦虑,“综合素质评价”恐怕难以推进。

不久前,交通部门曾表示,出租汽车行业的服务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个性化的出行需求矛盾日益突出,各种问题已经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城市,10多年出租汽车规模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老百姓个性化出行没有得到满足。记者梳理数据发现:31个省会城市中,21个城市出租车万人拥有量不达标。

经济学上有个“监管俘获”理论,讲的就是管理者被受管制者“俘获”,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行为。正如出租车数量管制,人为制造稀缺既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反过来还能强化管制权力,管制者与受管制者有了共同利益,自然不愿轻易扩大供给应对市场需求。“监管俘获”理论同样告诉我们,依靠管制体系内部的自我调整并不现实,关键还在于外在搅局者的进入。这个搅局者要么是更加公正的裁判机制,要么是动摇传统模式基础的新技术,专车就是这样的搅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