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有可能绝地反击吗?
最近，一些消息燃起了人们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悲观预测，事关人工智能。
首先是英国物理学家霍金预言：在未来100年内，结合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机器人) 将会变得比人类更聪明，届时我们需要确保计算机与我们的目标相一致，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技术不断增强的力量与我们使用技术的智慧之间的赛跑。这是霍金在去年5月发出的警告。此前，霍金就与特斯拉CEO伊隆·马斯克 (Elon Musk) 一道发表公开信，建议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智能机器无法保障安全，人类可能陷入黑暗的未来。”霍金说的是100年内。不过，就在今年春季，谷歌公司推出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狗”击败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更让人们觉得霍金讲的100年太久长，智能机器人很快就将超越人类，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对此，有比较乐观的人认为，智能人再牛，也不过是人类的工具而已，总归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比如，我们切断它的能源，它不就不动了吗? ———这话说的! 如若智能人的智力已经超越人类平均智商，哪里还等着人去关它的能源呀?!
又有人说，人工智能机器人无论如何都只是工具，没有情感也没有欲望，所以，它们不可能具有自行组织的能力和自主的创造性行为。这个想法也是经不起反驳的，因为要说最可怕的地方，正是在于机器人是无情无欲的，而只具有理性计算的超强力量。如若是机器人也有情有欲有智，那岂不好办了吗，或许人类可以和机器人一道沟通、甚至相互恋爱了吗? 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个人更愿意相信霍金：人类可能因此陷入黑暗的未来。
现代技术已把人文学科逼到极端境地
其实，智能机器人给人类带来的可能威胁，只是最近加剧的技术风险之一。记得海德格尔的弟子安德尔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时就下了一个断言：技术统治的时代到了。虽然技术统治的力量在工业时代早已开始，但的确，核弹的爆炸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一条分界线，是政治统治时代与技术统治时代的分界线，表明现代技术已经彻底摆脱了人力的掌握。这可以说是原子的暴力。
在分子方面，全球大规模化工制品所导致的环境激素，已经使得人类体液环境全面恶化，正以加速度降低地球上雄性动物的生殖能力，人类作为自然物种正在无可阻挡地走向没落和变异。在电子方面，除了机器人，另一种技术风险来自虚拟化网络，它以虚拟现实为目标，正在全面重塑人类生活，也许将重新创造一种虚无主义的最后神话。
从原子核弹 (人类物种的灭绝风险)、分子体液 (人类自然物种的变异和弱化) 再到电子网络 (人类生活的虚拟化)、电子智能 (人类的相对弱智化以及可能的灭顶之灾) ……现代技术已经或正在把人类逼向绝境———人类正在末路狂奔。这时候，我们得追问与人类运势相关的人文科学的命运。现代技术同样已经把人文学科逼到了极端境地，是否有翻盘的可能?
保卫人文和艺术，就是保卫人类生存和生命本身
诗人余心樵近日在旧金山演讲称：“科技的力量，正在使世界更趋统一性和平面化。如果有人忧虑于此，那是因为他们低估了诗歌和艺术的力量，因为后一种力量，仍然可以有效地保障世界的差异性、微妙性和丰富性。”
他的这番话说得比较轻松，当然也不无道理。但余心樵忧虑的只是世界因技术而被平面化，尚未触及技术的可能风险问题。我们可以期望诗歌和艺术的力量来平衡技术世界的单一平面化，为当代人类生活提供趣味性和丰富性，但今天我们还敢主张诗歌和艺术 (或者广义的人文科学) 有一种抵抗现代技术的统治地位的拯救力量吗? 你敢说，谁敢信? !
我们知道，人文科学的乏力由来已久，而其抵抗之路也已经很久长。在近代科学乐观主义的压制下，人文科学节节败退，开始了虚弱化进程。在普遍数理的近代逻辑主义大潮中，人文科学面临着科学性的要求，但同时也产生了对科学乐观主义的抵抗。意大利的维柯和德国的哈曼是当时的代表，他们率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在今天仍然有意义、甚至可能更具意义的难题：人文科学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吗? 维柯以诗性智慧反抗知性逻辑，强调诗性智慧的原始性和整全性。但对于现实和未来，维柯的判断却偏于负面和消极，认为在知性科学对于诗性智慧的排斥和挤压已经无可挽回，我们找不回“荷马”了———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哈曼侧重于反康德启蒙理性，试图以一种“艺术本源论”与康德式的先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划清界限，但他最终走上的神性启示之路也终归构成一种逃遁策略。这大概是“人文一科技之争”的第一幕，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诗性与知性之争。
在此之后，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以来，启蒙反思和技术批判渐成气候，瓦格纳和尼采发起了“祛魅”与“复魅”之争，也即启蒙与反启蒙之争，指望通过重建神话来抵抗科学乐观主义和技术工业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压迫和对人文科学的侵蚀，瓦格纳借力于北欧神话，而尼采则通过希腊神话，两者都把“复魅”视为当代生活意义的赋义行为。在他们看来，保卫人文和艺术就是保卫人类生存和生命本身。
技术与人文的互斥态势在20世纪愈演愈烈，几成不可调和。解释学路线上开展的“说明一理解”的方法之争贯穿整个世纪，这本身就是人文科学日益“空心化”进程的表征，同样也是人文科学内部发起的一种抵抗，一种反击。
当务之急是唤起一种“不要”的能力
海德格尔被认为是对现代技术反思最深刻的20世纪思想家，但他对待现代技术的态度是最令人困惑的。我们应该对技术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积极拥抱技术? 反技术? 还是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既说“是”又说“不”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 这是一道难题。
海德格尔所讲的“泰然任之”，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英文的let be，用中文讲就是“让它去吧”。但如果这样来解就还太简单了。在我看来，它的第一层意思确实是要冷静、不要慌乱———都这样了，慌有何用? 进一步，“泰然任之”还指向对事物、包括技术对象的态度，就是对事物要从容、宽厚些，不要太急色、太挑衅。海德格尔这里传达的姿态固然含有一点点无奈，但要不然又能如何?
无论现代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宰制力量有多强大，无论我们是否属于最后几代人类，或者说我们是否已经沦为尼采讲的胡搅蛮缠的“末人”了，我越来越愿意相信，海德格尔主张的“泰然任之”意在唤起人类已经渐趋丧失的“不要、不求”的能力，因为我们已经“要”和“求”得太多，以至于我们已经无能于“不要”，不能“不要”了———无论如何，“不要”恐怕是第一步。
我同时也赞同哈贝马斯的姿态。在科技危害越来越大的时代里，哈贝马斯希望通过有效的自由对话和商谈(特别是在科技专家与政治家之间)，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人类究竟应该在什么方向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展科学和技术? 我以为，哈贝马斯的立场既不是技术乐观主义，也不是技术悲观主义，而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在技术时代里，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只能引发情绪，展示姿态，但关键还在于寻找出路，而第一步无疑是商谈和讨论。
如果人文科学终究能“绝地反击”，那么，准备性的步骤只可能是：“不要”和“商谈”。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唤起一种“不要”的能力，推动世界性的对话和讨论。而如若做不到这一点，则一切都还免谈。在当今和未来的技术时代，人文科学是否可能构成一种抵抗和节制的力量? 人文科学有可能绝地反击吗? ———这是首要的商谈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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