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能给人文学科振兴留下多少地盘?
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5月17日在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文、史、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实现创新发展? 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目前举行的建院70周年院庆暨“技术时代的人文科学”学术研讨会，不少知名学者表达了一致的看法：回应时代关切，洞察新技术时代的特征，关注人类的命运，人文科学研究需要做出变革、推陈出新。
出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近10年后，孙周兴教授主动把自己“免掉了”。5月15日，同济人文学院建院70周年院庆那天，这位著名学者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亮相。此时，学院新楼里的院长办公室已经腾挪出来。离任前，孙周兴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并目睹全新的心理学系在同济人文学院揭牌成立。
人文学科的式微在全球范围或是大势所趋，想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即倒，难! 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文学科在大学何以生存、维系，如何让人文学者在这个时代能够以一种相对理想的方式治学? 这是眼下很多高校人文学院的“当家人”普遍关心的问题。
谈到刚成立的同济心理学系，孙周兴坦言，在最初提议立项时并非一帆风顺，遭遇过种种阻力。而他之所以据理力争，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古老的人文学科也需要推陈出新。“既然学科复合、交叉是方向，回应时代关切和人类本身的困惑是人文学科的使命，那么人文学科就不能墨守成规，三十年不变，而是要在坚守中不断创新学科!”
“胖子拼命吃，瘦子不给食”，这种投入机制对吗
在如今的大学，和很多理工科专业相比，人文学科各专业掌门人的当家难度要大得多。投入少、收入低、为数不少的“青椒”日子过得“紧绷绷”……即便身处985高校，许多人文学科的院长、系主任关起门来，都要想法子应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
比较而言，孙周兴任院长的同济人文学院情况可能算是比较好的。这个学院成立了一个理事会，由一批具有人文情结的校友、学者和社会人士组成，同时设立了人文教育基金会，专门用于提高人文学院的教师待遇。不过，孙周兴仍然觉得，人文学科教师的待遇还是太低，过得太苦。在高校对各学科的资源配置和投入上，人文学科总体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
“有些学院不差钱，或者并不需要那么多钱，但因为是重点学科，学科评估时排名在前，现在又成了高峰高原学科，政府和高校还在拼命投入;有的学院，比如理学、人文等基础学科，明明需要投入，但因为无法快速产出，或者现在排名还不行，各方面都得不到保障。”在孙周兴看来，这种投入机制看上去站得住脚，貌似在做强、做大优势学科，但其实是大成问题，“学科强势就多投入，学科弱势就少投入，这不是‘强盗逻辑’吗?这就好比给胖子拼命喂食，吃了太多还要不断给吃的，而一旁的瘦子快要饿死了，因为瘦弱所以不给吃食———这种逻辑难道不荒谬吗?!”
中文系的异化：比起写文学作品，更习惯写论文
除了投入机制上得不到保证，在高校任教多年，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张生教授觉得，“一刀切”的评价制度正在影响人文学科发展的生态。一个例证就是，在如今的大学中文系，教师和学生的总体写作能力较过去有所下降，由此导致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自身综合能力的养成随之下降。
“一说写文章，受到类似于理工科的技术化规训，很多人文学者的第一反应也是联想到发表SSCI、CSSCI论文，恨不得把论文关键词都想好。”张生颇为感慨，中文系的毕业生以及从教者，只会写论文而写不出“好文章”，其背后隐匿的真相是，今天的大学中文系对于维系符合文学特质的教育模式，已越来越吃力。
正值同济人文学院建院70周年，张生翻看了一些史料，特别观察了1949年以前几大国内名校文科的课程设置，“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南大、同济，那时候，人文学科的核心课程总少不了写作，要么是新文学写作，要么是小说写作，散文写作。当时，大学高薪聘任一批知名作家和诗人，主要就是让他们担任写作课的教学任务。”张生认为，写作教育作为文学教育的重要环节，是让学生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继而以文学作品样式呈现的过程。稍感遗憾的是，写作课今天虽然仍存在于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课表上，但却处于边缘的位置。比起写作水平高下，学生们更在意的是在中文系习得的所谓“专业知识”。比如，各种流派的文艺理论掌握了多少、一些名家发表了哪些观点。张生直言，“这样的文科教育，真是有点走偏了。”
应对研究环境的“质变”，人文学科必须做出变革
“人文学科和理工科，其学科的属性和组织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用一个形象的比方，说明这两类学科间截然不同的气质。“理工科像清水，越鲜活越好，它的组织方式是团队合作式的，新技术的产生必然会替代旧的技术。而人文学科则像酒，它的基本组织方式不是替代性的，而是积淀型的，放了30年的陈年老酒方让人感觉美妙。”
在孙周兴看来，尽管人文学科有传承、呵护传统之责，但今天的当务之急是革新。“传统的文、史、哲三科，无不是书面文化，无不是以纸质印刷为载体的。但今天，维系2500年的书面文化传统已在被新的技术取代。今后的文化传播主渠道很可能不再是依凭文字，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图像、视频等多媒体。这就是说，人文学科的研究环境已经变了，教育必须要做出样式上的变革。”
作为应对之举，同济人文学院近年来不断启动新的学科布点，比如设立心理学系、文化产业系等，同时设立哲学心理学、古典学、文化哲学(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 等博士点方向，而后面这些研究方向在目前教育部制定的学科目录中是没有的。
“到目前为止，大学还没有自己设置专业和学位点的充分自由，我们只能在二级学科下设立几个研究方向，打个擦边球而已。”孙周兴直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教育体系的创新能力还比较欠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即使在比较崇古、相对守旧的德国大学里，近年也已出现了新的人文学科分支，除了传统的人文学科类型，如今开始出现图像理论、媒体研究、艺术史等热点学科，体现出学科交叉的趋势和在教育系统内不断创新的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认为，对于人文学科的守旧和革新，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作为学者个体，少部分人固然可以坚守比较“冷僻”的个人研究兴趣，但作为办学单位，则有义务履行公共职能，回应社会关切，并且在鼓励个人志趣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同时，强调个人志趣与学术标准相适应。
谈及人文学科在高校诸多考评指标体系下不如人意的现状，童世骏说，办学者应处理好指标与目标的关系。“走得再远，都不要忘记当初出发时的目标。各项指标纵然可以作为参考，但即便每一个指标都达成，有时也不意味着朝终极目标靠得更近了。”
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比其他学科更能满足研究者对学术的纯粹兴趣，因此人文学者更有条件体现出抵御急功近利评价的定力。根据他个人的观察，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只是缺乏行动的勇气和魄力，或者还没有对人文价值具有足够真切的体验。“支持人文学科建设、加强人文素养教育，守护、传承和更新人文价值，这需要长远的努力，无法马上就在考核指标中体现的，也无法很快就收获支持和加强的成果。”童世骏认为，这对办学者来说是真正的考验，“有时，甚至要有做出一些牺牲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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