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同，贵州从江县洛香镇大团村人。若非从广西学会养殖技术，这位41岁的全国人大代表会和村里绝大多数无一技之长的村民一样，要么结伴外出卖苦力，要么依靠一亩三分薄田勉强度日。

但是，自从事个体养殖后，梁文同不仅对“知识改变命运”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越来越坚信，只有实用技术才能帮助像他一样的农民摆脱贫困，搭上通往现代社会的列车。

同一块鱼塘，知识让产量翻了好几番

梁文同所在的洛香镇大团村，距从江县城50公里，受群山阻隔，村民们每次坐车去县城，须两次越过省境线，先绕道广西三江县，再从广西绕回贵州。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得这里的村民与广西的交往远超贵州。1500余人的大团村，超过八成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其中近半是就近在广西务工。

八九年前，梁文同承包了村里的十六七亩鱼塘，当时不懂什么技术，只是把鱼苗放下去，每天喂些草料，任其自生自灭。要是遇上闷热的三伏天，还经常会因缺氧导致鱼苗大面积死亡。

起初养鱼的那两年，梁文同承包的鱼塘，一年也只能产出2000多斤鱼，毛收入才不过1万多元。当时，梁文同多次想放弃养鱼，和村里人一起外出打工。

一次偶然机会，梁文同经朋友介绍，前往桂林一家专业养殖场参观。这次参观让他见识到，养鱼还有这么高的技术含量！

回到家，梁文同托人四处购买科学养鱼方面的书籍，边学边试验。当年底，梁文同发现，同样是那块鱼塘，使用新技术后，产量竟达到2万斤，是过去的10倍！

“那时，我最期待的是能学会一门科学养殖技术，但村子方圆几十公里，都没学校和机构教我们。”梁文同说，“在我们这些边远山区农村，不是每个农民都像我这样，通过自学就能学会相关技术！”

　教会农民一两门技术，比给金山银山都管用

“只要让农民学会一两种实用技术，他们就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梁文同深有感触地说，过去，许多村庄都有泥瓦匠、木匠和铁匠等手艺人，他们的经济收入在各自村庄都算是不错的，即便年景不好，庄稼歉收，他们凭手艺都能养活一家人。

“教会农民一两门技术，比给金山银山都管用！”梁文同说，按“十三五”规划，未来5年，我国要实现5000万贫困人口脱贫。要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在制定扶贫措施时，要考虑贫困地区农民的需求，尤其是他们对维持家庭发展的技能需求。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不小康，主要看边疆。”在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说，“目前，云南还有471万农村贫困人口。云南作为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今后要紧扣特色产业、教育和科技等五方面，实施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精准扶贫，坚决反对被脱贫、假脱贫。”

时隔两年，再次见到记者时，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太和县张槐村家庭农场示范带头人徐淙祥兴奋地说：“去年我家玉米亩产达1049.9公斤、大豆亩产达317.5公斤，比一般农户高1倍，而且我还盖了1栋科技大楼，用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培训。”

“农民是种植大户，对农业科技的需求量很大。这确实给我们的农业职业学校提出了新挑战——学校如果只在黑板上教农民种田，农民就不会买账。即使是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农民也不愿学！”徐淙祥说，现在，走在路上，有人问他科学种地；在家，有人登门来访；在田间地头，有人旁观。

要让农民走出贫困，职业教育需靠市场再近些

与公办职业学校不同，徐淙祥开办的农业科技培训学校，既无教室，也无黑板，任课老师亦无高学历。从育苗到田间管理，都是徐淙祥和农场的技术农民带着大家，在田间地头边耕作边学习。

“在这里‘毕业’的学员，虽不学高深理论，但回到家，他们都能把作物照料得很好，产量和收入也会明显增加。”徐淙祥建议，今后政府扶贫，可教农民一些学了就能用的技术。

“培养一名技工，致富一个家庭。”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国军说，过去，扶贫更注重基础设施投入、产业扶持，以及直接的经济援助。后来朱国军发现，最有效的扶贫还是通过教育改变人的素质，让农民具有“造血”机能。

我国移民搬迁中曾有过“走回头路”的教训。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水利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周潮洪说，两年前，引滦工程于桥水库南岸搬迁，政府为老百姓建了条件很好的回迁房，而且还给了不少的鱼池补偿费。“但今年等我再走访引滦工程沿线几个库区时却发现，老百姓又回来了”！老百姓说，“我们除了会养鱼、种地外，不会干别的”，“结伴出外打工，结果一年下来老板克扣工资，一分钱也没拿到”。

周潮洪问老百姓有什么要求？老百姓众口一词地说：“希望有稳定的收入！”

“我国中高职学校，尤其中职大多在县域。而县域的统筹能力有限，导致专业设置不合理、高水平教师和实训基地缺乏。”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建议，国家要调整优化职业学校布局，将统筹职业学校发展的重心提升至地市级政府层面，有条件的地区可提升至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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