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量吸纳外来人口的北上广一线地区，北京市目前的异地高考政策，尚未对非户籍学生放开普通本科层次的限制，只允许报考高职院校，且设置了“6年连缴社保”等门槛;上海则是实行与居住证制度相挂钩，积分门槛设置明显偏高——相较于此，广东省的异地高考改革进程无疑处于“领跑”位置，颇值得点赞。

截至2014年广东省高考本科录取率为34.8%，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8.7%;另一方面，截至去年广东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学生到达437.87万人，规模全国最大。在这种情势下，广东全面放开异地高考政策，既非易事，也需要一定的智慧与勇气。这体现了处在改革前沿的广东所惯有的包容性，广东经济总量连续二十多年稳居全国第一，与这种包容性不无关系。

处在一个“流动中国”的阶段，各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畅，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外来人口尤其是一定程度技能人才的吸纳能力。据《中国流动人口报告2015》介绍，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45亿人，贡献了23%的全国GDP。而国家卫计委预计，未来十几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将持续增长。这种背景下，放开异地高考实质上已经牵扯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动力。

当然，广东放开异地高考也做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平衡，即总的录取率不降低。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合理调配资源，向教育部和外省院校争取增加在广东投放招生计划数;二是教育部明确要求部属重点院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向生源大省倾斜，适当向随迁子女较多的省份增加计划数。也就是说，在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方面，异地高考政策的放开不会太多冲击户籍考生的利益，从而消除了此前全面放开异地高考会“劫富济贫”的种种担忧。

事实上，“提高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部属高校要公开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已经写入了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从基本面上来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招生计划分配，开始观照各地的考生基数，这是一种新的调整和进步。

既然如此，从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在全国层面上应该有一个明确、科学的基于随迁子女高考数量的部属院校招生计划分配方案。一定程度上，这才是鼓励各地全面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