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美国大学招生，最大的政治正确叫多元化。这并不意味着华人或亚裔特别受欢迎。所谓多元化Diversity，其实是个codeword（藏有秘密含义的词），指的是尽量多招黑人，多招西班牙语裔。兄弟在美国拿了学位离校时，中国朋友来送行。有位电机系教授反复叮嘱：系里有笔只给黑人的奖学金，你在其他学校帮忙找找合适的，一定请他来我们这里读研究生。这位老兄已经干了四五年，如果带上黑人博士生，转正为终身教授就不担心了。工程专业的黑人研究生，比熊猫还稀有。要是系里不让这位教授转正，他带着研究生投奔别的学校，校长心里一定恨不得操起扫把，撵着系主任满校园追打。

而哈佛这样的顶尖名校，又多一层考虑。哈佛一向以培养领导人才自许。最顶尖的领导人才，自然是美国总统。如果学生多来自上层家庭，以前无所谓。哈佛校友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他去穷州西弗吉尼亚拉票。照片上，盛装华服的肯尼迪坐在一群衣衫褴褛的矿工中间。那时的人看了感动：屈尊纡贵啊，真是人民的好总统。但在民权运动之后，再有这种照片，《纽约时报》必定全线开火：不知民生维艰，这人能当总统吗？现在竞选，要像出身贫苦的克林顿那样，一开口就说中普通人的痛点，选民都说He is one of us（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他和我们一样）。尽管婚姻出轨，民众还是觉得克林顿是好总统，并无弹劾意向。

奥巴马和克林顿一样，也是出身下层；也是在好大学里读了国际政治，对世界大势有着远超一般美国人的了解；然后上了顶尖法学院，神经给逻辑开了锋，挑词结句精确锐利，足以应付政界的唇枪舌剑。哈佛现在要招的是奥巴马般的黑学生和克林顿般的穷学生。肯尼迪那样的，如今大概只能当到国务卿，在联合国和那些出身世家，曾在美国留学的各国外交部长们谈笑风生。

但是，招生时考虑族裔因素，违反美国宪法平等原则，遭到越来越多的法律挑战。这挑战主要还不是来自白人，而是来自华人和亚裔。2014年11月，非营利组织“公平代表计划”（The Projecton Fair Representation）起诉哈佛大学，指控哈佛对中学成绩优秀的亚裔暗设配额，将亚裔压制在新生人数的17%（被起诉后，2015年这一比例提升到25%）；而那些不设限的名校，比例却在40%左右。

另一方面，招生时考虑贫困因素，虽然争议较少，却有一个致命弱点。美国家家填税表，家庭经济状况早已数据化。如果像“公平代表计划”所要求的那样，哈佛被迫公布历年招生的原始资料，研究机构就可以算出考虑贫困因素之后的新生应有族裔分布。要是哈佛以照顾贫困为名，暗行多招黑人之实，人们就可以问：为什么同样条件的西弗吉尼亚白人穷生被剔除？这官司打起来，哈佛名头再大，也要输掉裤子。

于是哈佛需要一个新的招生政策，能满足两项要求：（1）字面上很堂皇，各族裔一视同仁，实际招生中却能大幅提高黑人和西语裔的入学率；（2）能够经受大数据的考查，常用统计方法很难揭穿（1）的堂皇。哈佛教育学院2016年1月20日所公布的招生改革建议书《逆转潮流》（Turning theTide），为新政策划出了大致轮廓。

本文没有足够篇幅全面讨论这份建议书，只能举两个例子。美国有些高中学生上很多满分5分的高级课程（一般课程为4分），以提高中学平均成绩，并表明自己的学习“热情”。建议书主张招生官员不要看课程数量，而要看学生在若干真正有兴趣的课程里的学习质量。黑人贫民区的学校通常只能开出有限高级课程，减少招生时考虑的课程数量，就将差校与名牌中学拉平了。而“真正兴趣”又是主观判断，无法像分数那样量化，难以统计处理。一个差校学生很吃力地攻读高级化学课程，尽管成绩一般，却也可以认为是对化学具有超常的兴趣。

要进美国名牌大学，成绩之外，还要看社会责任感。建议书主张招生官员只关注一两项社区活动，家务劳动也包括在内。富家子弟可以坐飞机去非洲为饥民发放食品，但是，如果他们反而对家人不够关心，岂不很奇怪？而黑人和西语裔生育率高，孩子多，学生也就更可能参与那类看护弟妹献爱心的家务劳动。这也是减少数量，并引入更多主观判断。

现在还不能预料这些建议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如何分配优质教育资源，平衡各路利益持有者，即使在富裕的美国，也是一个争议不休的当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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