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科研、轻教学，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垃圾论文充斥学术刊物，一是大学生得不到好的教育。

不写论文、不出书、不申报职称，河南大学“三不”教师常萍授课30年，最终以“讲师”身份退休。但三个月后，河南大学专门举行仪式，返聘其为副教授。常萍的课讲得非常之好，她的讲课实录被总结成“常萍语录”流传于网络，据说她还“两拒《百家讲坛》”。

由“三不”老师常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位讲课讲得非常之好的老师晏才宏，晏才宏直到57岁时因病逝世，依然只是一个“讲师”。当别人问起他为何不写论文、不出专著，他是这么说的：发表学术论文要十分慎重，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他不忍为。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不论是在晏才宏还是在常萍身上，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

应该说常萍老师比晏才宏老师幸运，还能在有生之年荣膺副教授之职称。常萍老师也应该庆幸自己是在河南大学任教而不是其他高校，比如日前发生“讲师掌掴院长”事件的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实行的是“非升即走”，当了九年讲师还评不上副教授，连“讲师”也没得做，必须卷铺盖走人。

没有“教学”，何谈“大学”？重科研、轻教学，已然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垃圾论文充斥学术刊物，一是大学生得不到好的教育，亦即“误人子弟”。

好在这一过去大学普遍存在的弊端近年已有所改变。比如浙江大学，自2013年开始，浙江大学设立“心平奖教金”，以高达百万的重奖表彰讲课优秀的老师；浙江大学还为长期从事本科基础教学的高水平教师专设了“求是特聘教学岗”，受聘者待遇等同于国家“长江学者”。

当然，仅凭讲课讲得好，是不是就可以当副教授、教授？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争议。有人引蔡云培话说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毕竟与中学不同，大学老师还兼有学术研究的责任，这种责任有时甚至要高于“教书”的责任。不写论文、不出书，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按朱熹的解释：“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只是将既有的人类知识加以陈述，却没有自己的新发现，作为老师是合格的，作为学者显然是不合格的。

但不出书不写论文，是否就意味着没有创见？恐怕也未必。章太炎《国学概论》、木心《文学回忆录》，两者都是由学生记录的讲义，谁能说这两份“讲义”没有创见呢？“创见”也即学术上的成果未必一定要通过出书、写论文来体现，甚至不必通过“讲义”来体现，把自己的“创见”通过讲课传授给学生并发扬光大，不也是“学术价值”最好的归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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