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两名大学生各花费4万元托人转学至更好的学校,结果在转入学校上学后却因没有学籍而无法拿到毕业证,如今只得在家赋闲。根据学生和转学“中间人”提供的线索,记者调查揭开了高校转学中的一些“黑色流程”:高校干部收受金钱疏通关系,中间人帮学生家长牵线搭桥,转出学校与转入学校利益联结,没有学籍竟可插班就读、考试,“插班生”每年缴纳学费,学校竟然声称毫不知情(10月28日新华网)。

犹记得今年1月,湖南大学被曝一次性接受17名外校研究生转学入校就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5月,教育部办公厅已专门下发文件对高校转学工作进行规范,明确规定了10种情况不得转学。但通过媒体记者的调查可以发现,转学腐败有着深厚的现实根基,利益链条已经成形,要想在短时间内彻底根治有一定难度。

高考是当前考试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设计,每年高考前后,作弊问题都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和举措,并且修改刑法明确作弊将入刑,以确保高考的公平公正。却不想有些人另辟蹊径,从高校转学入手大做文章,让高考乃至更高级别的研究生考试斯文扫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转学腐败已经触及社会公平底线,是现有高校管理体制深层次弊端的显现,如果任由这样的风气蔓延,会在广大家长和学生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从根本上动摇高校招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转学腐败真正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已经与某些地方权力生态的败坏联系在一起,甚至难分彼此,令人见怪不怪。正如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斌指出,由金钱和关系铺就的转学捷径在业内已不是秘密,如此转学成为破坏教育公平的腐败温床,必须遏制。当如此不正常的现象都已经成为公开秘密,甚至出现一年转入约两个班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只能令人哀叹假作真时真亦假。

从根本上来说,转学腐败依然是教育发展受权力干扰太多的病症表现,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高校按说应该是一方净土,为何身陷权力腐败泥潭难以自拔?答案其实并不复杂,盖因高校自身行政化程度太高,与行政权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运行中所存在问题很自然便传导到高校之中,甚至某些时候是一拍即合,这才使得转学腐败愈演愈烈。北大校长林建华今年3月在谈及高校行政化倾向时曾说:“正如我们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是,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呼唤更加公平公正的教育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为了让农村学子、寒门学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教育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从转学腐败发展的态势看,推进教育公平任重道远,教育去行政化亟待进一步提速,必须采取多种手段防止高校与行政权力之间产生不正常联系。

近年来,经教育部门批准,越来越多的高校公布了大学章程,这不仅是依法治校的坚实保障,也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必要之举。随着大学章程的普及,要真正做到严格按照大学章程办事,彻底摒弃长官意识和官本位思想,不断弘扬大学精神,让高校各项工作步入法治轨道、回归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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