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波“读书无用论”真实地存在于当下中国乡村，其背后有着一套复杂的新社会结构逻辑——
农门不再爱读书?
早上7点多，内批就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了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乡的阿克小学。她来送大女儿上学，可5岁多的小女儿总是舍不得走，喜欢赖在教室门口蹭课听。每当这时，内批就坐在屋檐底下等她，顺道跟其他家长聊会儿天。
记者问她为什么要让女儿来读书，内批很疑惑地反问道：“为什么不读书?”她自己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教女儿的老师就是当年自己的老师。但她也承认，自己在学校学的好多东西后来没有用到过。丈夫也只念了小学，现在开了个小卖部，是家里的挣钱主力，对女儿们上不上学没什么要求。“他总是说，认得几个字就行了!”肤色黝黑的内批笑呵呵地说。
内批没有意识到，自己家的故事正是当前新一波“读书无用论”讨论的对象。
被嫌弃的教育
在农村，家里有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认为读书有用的多;一旦学生毕业，家庭就更倾向读书无用
虽然相隔千里，内批的反应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的田野调查基本吻合。
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李涛在四川一个偏远行政村落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研究。这个化名云乡雍村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总户数273户，总人口1001人(其中男性519人、女性482人)，人均年收入仅6856元。
经过调查，李涛发现读书无用论观念在雍村不占多数，但形势也并不乐观。在全村262户有效农户家庭样本中，106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占总体的40.46%;128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占总体的48.85%;认为无所谓的农户家庭有17户，占总体的6.49%;认为不知道的农户家庭有11户，占总体的4.2%。其中，雍村男性农民相对于女性农民而言，更认可读书无用，达到40%的认同度，而女性仅为25.8%。相反，认为读书有用的女性农民(67%)较之男性农民(44.9%)高了20多个百分点。
李涛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最高，一旦子女结束了教育阶段，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可度就开始上升。
而且，这些子女已经从各级学校顺利毕业的农户家庭中，子女学历较高的家庭反而更认同读书无用论。比如，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段学习的农户家庭有55.2%认为读书无用，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度占比就高达61.54%，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最高的是子女仅完成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达到了67.57%。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样本，是一个研究团队跟踪了25000名西部地区学生得到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这些学生中只有100个念到了初一，到初三时候只剩69个，念到高三的只有37个。从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中国农村教育的一个基本面貌。
“目前对读书无用论的讨论一直缺少全国的、系统的、科学的统计，我的调查不能说明全国的情况。但根据我的观察，农村的确存在认为读书无用的现象。”作为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李涛对此十分忧虑。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李涛的担忧并非多余。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农村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数量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12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126.75万人，2014年又再次下降到2075.42万人。其中固然有人口数量自然波动、随进城务工父母外迁入学等因素，读书无用的观点也起到了副作用。
学什么以致用
不是读书无用论盛行，而是无用的读书太多
对如今读书人在农村的地位下降，杨东平把板子打在教育环节本身。他直言，“是我们现在一些‘无用的读书’，才导致所谓的‘读书无用论’”。
目前在我国，从农村到城市，全国使用的是同一套教学大纲，通行的依然是选拔性的应试教育，课堂传授的知识和技能主要针对升学，跟农村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关系。这时候，衡量读书有没有用的唯一标准就是能不能考上学校，如果能考上学校就有用，考不上学校就没用。但升学并不是所有农村学生的选择。“特别是初中学生已经具备了识字和计算的能力，枯燥的应试训练对他们没有实际用处。如果他们觉得自己考普通高中无望，那随之而来的厌学情绪和放弃学习的状态可能更严重。”杨东平这样解释初中较高的辍学率。
同时，由于专心读书，考不上学校的落榜生可能不具备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或者体力，很难再在农村生活下去，但去城市发展又少了一些必要条件，这样一来读书就显得“无用”。
至于为什么子女还在上学的家庭和子女已经毕业的家庭，对读书效用的看法会发生巨大改变，李涛认为是期望与失望之别：“正在接受教育的子女，因为子女还没有定型，家庭对教育还有更多的期许，因此他们必须要通过营造读书改变命运的氛围，给子女塑造积极的状态。而对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子女来说，书本上所制造的知识和现实生活当中所需要的知识相脱节，因此这样的农户家庭往往会失望。”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如果能学以致用、解决工作，甚至解决一家人的生计，读书就容易被认为是有用的。
在云南保山市龙陵县黄龙玉雕中级职业学校，记者见到了三年级学生郭跃龙。因为手艺出众，还没有毕业，学校已经给他开出了5000多元的月薪，让他一边学习，一边带学生。这个工资比学校已有18年工龄的副校长李新位还要高。
看着就业形势不错，郭跃龙家把妹妹也送进了学校。像他这样，一个人上学，毕业后自己做玉石设计加工，家人开个店面销售，能解决一家子将来的生计，因此玉雕学校的学生流水似地，从来没有断过。“我们的学生好找工作得很，我们不愁生源!”李新位自豪地说。
打开学校的围墙
让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社区化、生活化，让学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李涛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书改变命运的功能还将继续弱化：
第一，“单位制”解体与“就业方式”改变，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里人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念。取消分配后，农村家庭子女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关系网，同时也缺乏自谋职业所需的社会经验，很多人不得不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或者失业回乡。由此，村落中口耳相传的读书人形象就被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形象取代。当村里人发现读书既找不到铁饭碗，也不能改变命运，那么他们就倾向于认为读书无用。
第二，不断开放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抵消了传统中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实现身份转换的功效性。过去只有读书升学才能离开村庄、留在城市，现在做生意、打工都有可能，何况读书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相对较高，农民的实用理性则会在“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读书无用论”思维的形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就真的无用。即便是在农村，读书也能够让孩子们拥有不一样的生活态度，掌握生产生活的基本能力。
杨东平说：“农村教育有三个不同的目标，第一个是为升学服务，第二个是为进城打工服务，第三个为建设新农村服务，这就要求我们中学课程必须多样化。这个目标在高中阶段已经提出来了，但在初中课程还没有提出来，但是现在大量的农村学生，其最高学历就是初中。所以我觉得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推进教育改革，让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社区化、生活化，让学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杨东平不仅这样想，也这样做。2013年9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当地培田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向社会筹集资金，在福建连城县培田村设立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实验小学——培田小学，杨东平本人担任学校顾问。
培田小学依托当地乡土资源开设了乡土课程，课程开发以多科目综合、生活教育为设计方向，将历史、民俗、建筑、生态等元素融入教材和实践活动。在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南山书院，每周五下午第三节课，来自培田村十番乐队的两名老艺人，一位负责二胡兴趣班的课程，一位传授笛子吹奏技艺，给学校三到五年级对乡土音乐感兴趣的孩子上课，村里的民间剪纸艺人曹凤英则不定期义务给学生上剪纸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还先后以志愿支教的方式，招募3位英语教师、一位美术教师，以及音乐教师、传统武术老师到培田小学任教。现在，学校内部已经生长出了自己的舞龙特色课，学校的体育老师组建了学生舞龙队，他们正在将培田村的一些民俗活动纳入这个特色课程的设计当中去。现在，家长愿意把孩子留在村里读书，学校已有80多名学生和50多个学前班孩子。
“升学不应该是农村孩子学习的唯一目的。”培田学校老校长吴美熙说，“我当年高考差5分没有考上大学，靠着高中文化基础从事了15年保护民居的工作，许多知识都是在实践中学的”。她希望农村学校不要再有围墙，而是发展个性，真正让农村孩子成为一方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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