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原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过三年，坚持抗日活动，参加中共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工作。后来随校西迁，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并加入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表许多抗日的文艺论文，担任中央大学文学会的主席。接着又考入迁在云南的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深造，两年后毕业留校，在中文系任讲师后又任副教授。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1946年即回母校任教，并主编济南《山东新报》的文学周刊及青岛《民言报》的每周文学两个周刊。因公开支持党的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竟受到国民党政府迫害。由于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称我支持革命学生的这些活动有奸匪嫌疑，报经教育部长朱家骅密令山大一定要把我中途解聘，让我离开青岛。这根本不是母校的意思。山大赵太侔校长把密令给我看了，他出于安全考虑，劝我暂时离开为妥。不得已，我就回到上海，借住在亲戚家，艰苦写作，维持一家生计。

后承师友帮助，先后蒙大夏大学、沪江大学两校聘请，最后决定接受沪江大学聘请，于1947年暑期后到中文系任教。稍后还曾同时在同济大学中文系及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过课。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才离开沪江大学。我过去学习与任教，都在国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从无关系，很不了解，去了才感觉并无多少差异，同样有贡献、有成绩。可能是因教会大学后已有所改制。在沪江大学中文系五年，我很有感情，相当顺心，沪江中文系同事素质高，又很和谐、精简。我除教课之外，先后还兼任过图书馆馆长、工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的沪江区分部负责人、校革新会成员等。我至今还牢记不忘的，是当年这些老同学、老朋友（即朱东润、余上沅、施蛰存、章靳以、朱维之五位），都已逝去了。有些在中文系或别系我教过大学语文课的同学，见面时都很亲切，各有成就。

我的三个孩子，当年都曾在沪江小学读过书，现在也仍牢记着当年的小学生活，说是环境好，地方大，老师们也教得好。他们有的至今还在美国任教任职，有的还回国推动贸易，目标是对双方都有益。所有这些现象都使我欣慰，国家之间都有共同发展愿望，便是人类都在进步的象征。

过去的沪江有不少成绩，即教会大学依然同样培养出了不少创下革命实绩的英才。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教会大学都是这样的。沪江大学现在发展成了上海理工大学，一定能更加前进。

在抗日战争时期，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深受国内教育界和宗教界重视重用。他抗日救国的斗争精神特强，终遭日伪敌人暗杀，引起国际国内群情声援。这些事迹我们永志不忘。刘湛恩的牺牲是沪江的不幸，也是沪江的光荣。

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的沪江教授们要求能去北京学习各大学的新生改革情况，消息传到北京，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沪江大学教授们自发组织的国内第一个大学参观访问团得以顺利前往北京，同北京各大学的负责同志交流，请予赐教；还蒙周总理特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大会表示欢迎，亦鼓励我们多多自觉改造，办好新的大学。可以说，这是沪江大学历史上两件最突出的事情，无论是抗日救国斗争还是革命解放后的力求前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牢记的大事。

多少年过去了，学校会有各种改革创新，相信这些重大事件仍会对后来的同志起到鼓励作用，令他们不断前进。刘湛恩校长的为国牺牲对我耳闻、心照，周总理对沪江的指导与鼓舞，是我直接深刻的亲身经验。相信后来此地的同志们也会留下类似印象、产生感激之情。

上海理工大学百年校庆时，我也承邀回去参加祝贺过。知道上海理工大学对沪江大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并取得不少成果。我略知近年国内教育界对教会大学在我国的功过有了客观、持平的研讨，改变了过去由于国家关系不和、政治制度有异而致的一味怀疑、不顾事实的态度，对沪江大学也有直接的研讨，这是很正常的发展。我相信将来能取得更多更确实的成绩，对此我感到高兴。

作为曾在沪江大学中文系工作过5年的人，虽然距今已近60年了，我对沪江还是深有感情的。校庆时看到有不少校舍仍保存得很整齐牢固，更看到已增加了许多新的建筑，各方面都欣欣向荣，深感振奋。沪江之后，会有更多、更大、更好的大学跟上，百年千年直到无穷的将来，我们中国的一切都会如此发展。我不久将会带领当年在沪江小学读书的儿女以及他们的儿孙一道再到老沪江来愉快地重游。

匆匆杂写此文，题名《我的沪江岁月》谨作为一个95岁老人对沪江大学久久的怀念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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