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学生

候鸟学生　　

调查 | 那些被北京赶出去的孩子到底去哪里上学了

随着北京提高了小学入学门槛，数以万计的非京籍适龄儿童被挡在北京的校门外。一些父母无法辞职、老家无人依靠的非京籍学生，最后选择了“坐”在北京的门槛上读书，并形成了一条以三河、廊坊、香河、大厂、衡水等河北市县为主的“环北京教育带”。或不堪重负，或利用商机，它们都在为北京的人口调控政策买单。

坐在北京门槛上读书

　11月5日，星期四，初冬，阴雨。

几百名孩子聚集在北京西站的北广场，背着书包，拖着行李，躲在爸妈的雨伞下，做着每月例行一次的告别。

孩子中，最大的十二三岁，最小的只有五六岁。魏刚老师从斜挎包里拿出厚厚一叠火车票，边挥着手边扯开嗓子喊：“今天下雨，就不集合后进站了，让孩子们一个个地排队来我这儿领票，家长就不要进了。”

他们不是去远足或旅行，而是集体去距离北京270公里的河北衡水上学。仅在河北衡水英才学校，就有五分之一是“家在北京、学在衡水”的“候鸟学生”，人数高达1200人。

孩子们无法理解，为何要远离在北京工作的父母，去异地过半独立的学龄生活，有的哭着拉着爸妈的手不松，有的干脆蹲在地上耍赖;家长们则无奈地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孩子拖付给“押车”老师。

“儿子，不哭哈，妈周末就给你打电话。”李云用手摸着7岁儿子的头，目送他领票、进站，一转身，眼泪就掉了下来。

随着北京加强人口调控，抬高小学入学门槛，这些家在北京，却无法让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家长，经过反复权衡，做出了既不赖在北京，也不把孩子扔回老家的第三种选择——到河北读书。

原因很简单：大人不用抛弃在北京的工作，和孩子仍可每个月见面，最重要的是，根据河北2013年公布的异地高考政策，只要学生具有两年以上在河北的高中学籍，家长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明》及本地居住证明，异地生源就可以在河北报名参加高考。

“虽然河北高考的分数线也挺高的，”一位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至少可以保持一个家的经常性完整。”

形象点说，他们成了一群“坐”在北京门槛上读书的孩子。这个门槛，以三河、廊坊、香河、大厂、衡水等河北市县为主，并渐渐形成了一个“环北京教育圈”。或不堪重负，或利用商机，这些城市都在承担着为北京的人口调控政策买单的重担。

骤然收紧的北京入学政策　　

李云不是在北京“漂”着的小商小贩或餐馆服务员，她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算是白领。

2004年，李云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之后结婚、买房、买车、生子，一路过来，在孩子上学以前，她从没觉得自己和周围的北京籍同事有什么差别。“税和社保，我一分也没比别人少交过。”

直到开始为年满6岁的儿子操办入小学事宜，她才发现，多年来她以为的平等，在孩子身上变成了“从不存在”。

李云早早地就把孩子入学所需的“五证”准备好了，包括：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在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

在当时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首次表态，要坚决控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切实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2014年初，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务之一，而在此前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里，对外来人口的措辞一直是加强“服务管理”;2014年7月，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精神指导下，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向媒体表示，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序快速增长”。

作为“遏制”的主要手段之一，自2014年起，北京对小学入学政策列出了不同的条件：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要求提交“五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什么是“其他相关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统一规定，由各区县自行解释。不只如此，2014年时，“相关材料”的审核权力一般由学校掌握，2015年时，这些“相关材料”的审核权已提交到了区教委。

经《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这些“相关材料”主要包括：父母双方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在职证明、父母双方所在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结婚证、生育证、流动人口婚育证、租房合同、房租完税证明、房租完税发票、居住房屋的水电费单据……

而对于李云和刘宁这样已在京工作超过十年的白领，最无法跨越的障碍是：入学儿童的监护人至少有一方在学校所在区就业，在本区缴纳社保，社保至少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

说到这里，李云提高了声调反问，“我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交了11年税和社保，就因为居住地和工作地点不在一个区，孩子就没法上学了?能有多少人是在一个区工作和居住的?”

刘宁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就算是有心为孩子上学换工作或搬家，但怎么折腾，时间也不够了啊!”

政策收紧的效果相当显著，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新招生数量为15万3千余人，相比2013年16万5000余人，下降了1.2万余人。

离婚、买房、跳槽……

父辈与制度的博弈

为了孩子入学，刘宁跑遍了北京东南西北的私立学校。很大一部分私立学校，虽然入学条件略有宽松，但仍对家庭住址或监护人的社保记录有所要求，否则没有办法提供学籍;而那些不提供学籍允许“借读”的学校，不是校舍条件太差，“连暖气都没有”，就是离家太远、收费太高。

“其实也不完全是花钱的问题，主要是心里觉得不公平。”刘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同样是纳税人，别人的孩子可以不花钱，就在家门口上公立学校，我们就要多花几倍的钱，去上离家那么远的私立学校?”

刘宁的朋友、同事中，为孩子上学绞尽脑汁的不在少数。有一对夫妻，因为孩子入学要求夫妻双方都必须在本区工作和缴纳社保，但他们只有一人在本区工作，为了满足条件夫妻俩去办了假离婚;还有不少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条件，只好带着孩子离开了北京。

“大家都明白，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孩子上不了学，父母就一起回老家。”但刘宁说他的情况不一样，他的父母均已过世，老家也没房子，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圈朋友圈全部在北京，“撵我走，我都没地方可去”。

这些被北京入学政策“挤压”出来的孩子，渐渐发现了一个新的选择方向——河北。

相对于北京市百花齐放的“证明”限制，河北的公立小学入学条件相当宽松：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当地就业证及学区所在地居住证明，即可就近入学，租房协议、买房协议都算居住证明。

更重要的一点是，2013年，河北公布了一项针对外地户籍学生的高考政策：只要学生具有两年以上高中学籍，家长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明》及本地居住证明，不论户籍是否在河北，均可在河北报名参加高考。

受此政策影响，燕郊、廊坊、香河、固安等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市县，一下子涌入了大量新增入学生源。比如，据廊坊市统计局数据，2014年，廊坊市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分别比2013年增加了1.1万人和2.3万人;而据《三河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三河全市在校小学生2014年比2013年增长了9.8% 。

廊坊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她所在学校今年招生人数1200人，真正属于学校片区并且是廊坊户籍的，只有600人，剩下的，都是外地到廊坊务工人员的子女，以及在北京不能入学最后被迫转学的孩子。

许多家长为了照顾孩子，换了工作;还有人每日奔波上百公里，以保证家和工作两不耽误;有些家长为了能够在廊坊入学，甚至通过中介买一份假的购房协议。“好多学生都搞不清楚是哪来的，”这位校长说，“看着这些家长，实在是让人觉得又可怜又可怕。”

没想到，到北京市义务教育服务平台填写入学信息时，出现了一项她没想到的证明：需提供在通州区的社保记录，且社会保险需要在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缴满12个月。“我在海淀上班，社保也是公司在海淀交的，怎么可能有在通州的社保记录呢。”

李云并不是唯一被骤然收紧的入学政策拦在小学门外的家长。

刘宁是北京一家电力公司的产品研发工程师，2003年，受所服务企业邀请，从保定到北京工作。工作11年后，去年他跳槽到办工地点在另一区的一家公司，但纳税、社保，“一个月也没断过”。

“许多人的压力可能在社保和纳税年限不够，我一直觉得在我身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连续交了十多年了，我们都不算流动人口，我们就是稳定地工作、生活在北京。”

但是，当孩子的入学政策出来后，他傻眼了——他竟然全不符合：第一个要求房产证，刘宁买的房子，房产证还没有办下来;其次要求在学区所在地缴纳社保满3年;第三要求父母的暂住证在学区所在地登记连续三年。“这种条件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啊!”

刘宁跑遍了居住地周边的教育部门，还试图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立学校报名，无论是面谈，或电话咨询，回答都干脆直接：你的条件不符合政策要求。

这项史上最严厉的入学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底。

“候鸟学生”

公立学校的压力，在私立学校看来，却是巨大的机遇。

由于不受学位、编制等限制，他们迫切地希望接收这些无法在北京上学、但又不愿远离北京的家庭的孩子。一位非京籍初中毕业生的父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孩子户口不在北京，考虑到高考的学籍要求又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正一愁莫展时，他“遭遇”了来自大厂、香河、廊坊等多家河北私立学校的“招生轰炸”。

李云和刘宁在朋友的推荐下，选择了一所名叫“衡水英才学校”的河北私立学校。

衡水距北京270公里，普通绿皮火车要3小时45分，直达列车也需2小时零4分，无论从距离，还是城市建设，都算不上是理想。“整个县城连条像样的宽马路都没有。”李云说。

但衡水努力打造的，就是一座教育之城。从1990年代开始，这里就呈现出全城办学的景象。据衡水英才学校校长张振友说，大约在1996年，仅在衡水市桃城一个区，就有30多所民办学校。张振友分析后认为，中国的人口流动性会变大，而孩子的教育却未必能一起流动，民办教育将来会有旺盛的市场需求。1996年7月，他租下了20亩地，盖了七排平房，创办了英才学校。

从开办之初，张振友的办学理念就是“全寄宿制学校”：不是一周放一次假，而是一个月放一次假，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放假，回家休息6天，下个月5日开学。在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天每个活动环节，都有严格规定，比如。每天早晨5：30起床，吃饭不得超过20分钟，等等，

张振友没有看错。第一年，学校8个年级8个班，一共只招到40名学生，最少的一个班只有2个学生，但第二年，学生人数就增加到了200人，1998年，开始有衡水本地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送到这里读书。

2003年时，学校已经有200多名家在北京的学生就读。出于“特色办学”和“为父母分忧”，张振友决定，由学校统一安排学生往返于北京与衡水之间，有专门的教师负责路上照顾学生。

十余年后，“家在北京、学在英才”的“候鸟孩子”已增加到了1200人。最初，全部学生往返，两节车厢就可以搞定，如今，一列火车已经不够。衡水火车站每到月底固定为英才学校预留1000张到北京的Y502次列车车票，最后渐渐无法一天完成接送。从今年起，初中部和小学部的学生分两天离校，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每次从衡水上车，车站专门开通一条检票口;北京西站，也允许这队特殊的“候鸟孩子”使用车站的爱心通道。

对学校来说，教室数量和住宿床位直接决定了招生数量，英才学校已新建了一栋17层高的现代化教学楼，并准备进一步扩建学生宿舍。

不只衡水一地发现了北京提高非京籍生入学门槛的商机。

2015年9月，一家由北京八中、固安县人民政府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集团)共同筹办的北京八中固安分校(以下简称固安八中)在固安产业新城落成开学。

这所学校占地127亩，分为小学部、中学部，还配备有游泳馆、演播厅、剧院、智能阅览室、智慧教室和专业舞蹈教室。砖红色、尖顶的欧式教学杰，掩映在草坪、银杏与梧桐之间。“我们这是模仿英国剑桥大学的建筑风格建的学校。”固安八中办公室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校长王金才，是在北京八中任教三十多年的老教师。他介绍说，固安八中的优势是既分享了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也提升了当地的教育规模和品质，符合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大方向。

2015年9月，固安八中第一年招生，小学436人，初中268人。小学阶段每年3万6千元的学费，是许多当地家长的顾虑。“我一年不吃不喝也就将将够个学费。”一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但王金才却看好固安八中的未来。固安距离天安门仅50公里，正在建设中的固安新城，规划是座可容纳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规划中有金融街区、SOHO办公街区及商务办公街区，以及智慧城市运营中心，总之，是个带有前沿概念的全新卫星城市。

王金才认为，随着北京人口政策的收紧，那些无法在北京就读的孩子，“尤其是读到高中希望参加高考的学生”，唯一的选择是辐射到周边，“那么我们学校就会是第一选择

所有后果，都只能由孩子来承担

无论是主动选择，或被动选择，在新一轮入学大战中，多数家长无奈地妥协了。然而，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以学控人”的政策，真的有用吗?

事实上，在2013年前，北京市对于非京籍学生的入学政策还算友善、宽松。

200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决定的意见》，指出：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流入地管理为主，通过安排在公办中小学借读，利用富余校舍及师资条件开办专门学校等多种方式，保证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也是在积极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规定的解决流动人口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两为主”原则。

2002年4月，北京市又出台了《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按照这一规定，只要是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孩子，就可以入学借读，“从2002年9月1日起，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中小学借读收费，小学由每学期500元降到200元;初中由每学期1000元降到500元。”

这一年，时任北京市市长刘淇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明确：北京市对外来人口实行“管理、教育、服务并重”的政策。有专家感慨，北京对外来人口从过去的“管理、控制”到现在“管理、服务并重”，是飞跃式的变化。

不过，在这段政策宽松期，北京学校无论是招生人数，还是在校人数，都没有显著增长。

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官网数据：2001年，北京市小学的新招生人数为9万余人，在校人数为66万余人;至2005年，新招生人数反而降了2万余人，整体在校人数减少16余万人;至2009年前后，方缓慢回升，小学新招生人数增加到10万人，但在校生数仍比2001年少2万余人。

小学入学人数从2010年开始呈现“井喷”式增长。这一年，全市小学新招生数11万3千余人;2011年又疾增了近2万人;至2012年时，达到14万1千人;2013年，已增至16万5千人。

但与此相对应，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量，反而呈现增速逐步放缓的状态。2011年时，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量是56.7万人，至2014年，这一数字已降至36.8万人，从2011年到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从2.9%下降到1.7%。

但是，将从2007年至2014年小学新生中非京籍的数量加以比较，便会发现，非京籍学生在北京小学招生人数中，一直维持在较稳定的比例上。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时，北京市新招收非京籍小学生占当年小学新招生人数的40.51%，之后逐年缓慢增加，最高值出现在2010年，达到47.55%，然后便出现下降趋势，至2013年时，只占45.17%，到了2014年，降到史上最低值38.44%。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宝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这说明这一轮入学人数的增长，并非由于北京招生政策的宽松，也不是北京常住人口快速增长所引发，而是北京市新的生育状况和人口结构决定的。

“原因之一，是2008年前后，北京出现了一轮‘奥运宝宝’生育高峰，带动了两年入学人数的增加;原因之二，是北京市的外来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劳动人口为主，比如，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中16岁到59岁的劳动力占90%，而他们的子女到了受教育教育的阶段，使得入学开始人数增长。”

在林宝看来，“外来人口快速增长几乎是北京目前无法避免的一个事实”。从内部原因看，北京集政治、经济、医疗、教育等众多城市功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较快的经济展所带来就业量的增加，都会催生人口规模的增长;而放眼全国，中国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在快速推进，也使得北京人口仍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快速增长。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胡兆量在其撰写的《北京城市发展规模的思考和再认识》中就断言：“全国人口规模稳定大体还需要40年，在全国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前，北京城市人口将持续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认为，以往的“以房控人”“以业控人”都只能起到一些“修修补补的局部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出要严控大城市规模，同时以户籍制度、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的迁移增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事实证明都没有取得成功。”

林宝对此表示赞同。他将这种分流方法形容为“去皮毛”，收效不会太大，因为大部分所谓的低端产业和就业人口，是北京产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很难分割。他认为，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割肉”：依靠顶层设计，将某一条块的城市功能自上而下疏导出北京，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顶端、部门和低端产业同时分流。以医疗为例，据统计，每年来京治病的人数就高达3000多万。

“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口调控不应只盯着外来人口。”林宝补充说：“比如，北京户籍人口结构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高达21.2%，而外来人口中，16至59岁年龄人口高达90%，如何协调好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矛盾，是北京人口调控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

政策可能无法立杆见影地改变北京的人口数量，却立杆见影地改变了这些家庭的生活。

11月的一个周末，33岁的吴丹正在家里给儿子炖排骨。她在北京东三环上班，六岁的儿子在固安八中上小学一年级。为了兼顾工作和孩子上学，她在固安买了房子，同时在北京另外租了一处房子。平时，孩子住在学校，她住在北京;每周五，她开车回固安的家，全家一起过周末，周一再起早赶回北京。

开学两个多月后，她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每周穿梭两地的生活，每次往返100公里。“开车也就一个小时，还是挺方便的。”她一边翻炒着锅里的排骨一边说，“就算是完全在北京城区生活，通勤时间也得一个小时左右。”

吴丹仅是固安八中众多“北京-固安”双城生活家庭中的一员。据八中校方统计，这样的家庭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还多。

但吴丹说她目前不会考虑离开北京。至于孩子的将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刘宁也不会离开北京。“我在北京刚买了房，最起码得把房贷还完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多年以后或许会考虑去外地养老，但眼下，还要留在北京工作。

有时，他想起每月只回家一次的儿子，会不自觉地感到伤心，“他上幼儿园三年，每天都是我接送他，现在突然就要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月才能见一次”。

刘宁说，从5月跑入学开始，他的心态从“满怀信心”渐渐变成“绝望”，最后默默接受现实。他最愧疚的，是所有后果最终都只能由孩子来承担。“他毕竟才六岁，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面对这些，他甚至也不知道，离家200多米就有一个小学，但他就是无法入学。”

沉默了一会儿，刘宁补充说，“我老家在农村，上学时都没这么小就离开家，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也奋斗了几十年，结果我的孩子上学，还不如我小时候……唉。”

另一位母亲在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为孩子求学的经历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虚无缥缈”。她在北京也工作了11年，9岁的儿子在衡水英才学校读四年级。她无法把孩子留在身边，因为北京无法入学;也没办法送回户口所在的老家，因为老家没有人能帮忙照顾。

为了使孩子不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最初，她都是直接去学校接;偶尔，也会在每个月中，买点东西送到学校去;在家里想孩子时，她就拿出孩子的照片，摸摸，看看。

“我们家孩子没有哭”。在问及孩子如何适应这种状况时，这位母亲有些冰冷地回答，“他不是坚强，像我们这种生活，他有哭的理由吗，有哭的权利吗?”

“孩子喜欢北京吗?他没说过。他喜不喜欢有什么办法吗?”她舒展了一下眉头继续说，“中国的政策随时随地都会变，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变成一个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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