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英中时报》报道，“留学热潮”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但在这股趋势中，18岁以下的 “小留学生”群体则在不断上涨。根据2015年7月的最新数据，中国大陆在英国的小留学生比去年同期增长1302人，年增幅29.7%。《2015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调查也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学子计划出国就读高中或本科，每年近百万的高考弃考大军中，留学党占到两成。

相比于硕士留学生，“小留学生”在各方面仍属稚嫩。孤身在海外，如何适应环境、面对困难会否成为这群“小小少年”难以承受的烦恼?

17岁少年寄宿家庭受委屈 各方推诿拖延数月

小J今年17岁，是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开朗男孩。今年夏天，他在台湾找到了一家国际知名的留学机构，一次性付款2万英镑办理留学申请，于8月底到达Swansea，开始了在当地学院的本科学习。

然而，当小J走进中介所安排的寄宿家庭时，他“傻眼了”。原本合同中写明的单人卧室变成了合租，小J不得不和一个德国男生挤在小小9平米的房间。房间里除了两张床和衣柜，没有桌椅等家具，也没有通风设施。德国室友常常在小J休息时开着灯和音乐，这给每日作息带来很大不便。

但是拥挤简陋的卧室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暂且不提房东从未按照合同定期清洗床单毛巾，小J的三餐都无法得到保障。按照合同，房东应在工作日提供早餐和晚餐，在周末供应三餐。小J告诉本报记者，实际上“不仅不够吃，有时候索性没得吃”。一些周末，房东在下午3点做饭，这一顿就权当“午餐+晚餐”，晚上不再供应食物。

此外，小J居然没有“家”的钥匙，导致他数次被锁在房子外，只能饿着肚子等房东回来开门。

最严重的问题是来自房东的种族歧视和语言侮辱。小J说：“比如房东要我们清理垃圾桶，分明是我和室友共同做的事情，但房东就会更加针对我，而且经常用S和F开头的脏话。”

这样的居住条件从8月31日小J入住开始持续了两个月。小J曾在9月向中介机构安排的辅导员Mrs. R反映问题，中介在伦敦的总部要求小J写一份报告，然后走相关程序。但这个“程序”一走就是两个月，中介号称要给寄宿家庭“第二次机会”，可是房东的行为态度没有任何改变。直到11月初，小J的亲戚Tina在英国得知了该消息。

“我们送孩子来英国读书不是来这么受苦的。”Tina告诉记者在得知情况后有多么心疼小J，“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小孩子讲的话根本没人听，只有自己的亲人才会在意。”

Tina立刻联系中介和学校，在邮件中清晰列出寄宿家庭违背合同的行为。Tina的出现让中介终于有所回复，但是推诿和拖延仍在继续。中介回复Tina，由于她不是小J在英国的法定监护人，所以必须由学校出面才能处理。学校方面则表示寄宿家庭是中介安排的，校方无法介入。

对此，Tina表示实在难以理解，这般互相推卸逃避只会让小J的处境更糟。无奈之下，她只能拿出最强硬的态度要求校方承担起监护人的职责，如果孩子因此发生意外，必定追究校方责任。终于，在Tina的努力推动下，中介在11月6日安排小J搬家。

为了理清持续了2个月胶着的处理常式，记者试图联系该中介机构分配给小J的辅导员Mrs. R，但是截至发稿前，Mrs. R没有回复。

除了中介是财大气粗的国际公司，寄宿家庭房东作为大学教师和当地议员的身份背景也让Tina倍感无力，更让她质疑其中的合作关系。Tina认为，中介之所以迟迟不予回应，不外乎是与学校和寄宿家庭之间有着商业利益链条，学生利益并非他们关心的重点。据了解，这家跨国中介公司与小J就读的学校合作已有至少3 年。

回想过去的两个月，小J庆幸有Tina的帮忙，在事态恶化之前得到了解决。当时遇到的委屈还算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只能默默吞进肚子自己消化。如今问题解决，又即将在圣诞回家过节，小J终于如释重负。

他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独自在海外求学的同龄人们：“虽然求学过程中难免遇到困难，一旦遇到问题，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小事忍忍就过去了，久而久之问题恶化，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可是又孤身在海外没有家人和朋友倾诉，最终无法承受很有可能就此走上极端。”

外援辅导效果甚微 “边缘化”避无可避

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学中介的工作流程，记者咨询了曾在国内某大型留学中介公司工作的Arina。首先，Arina说明了中介机构与海外学校的合作模式，她说： “大型中介会选择正规的海外院校，输送高质量学生，提高双方的知名度和品牌信誉。院校会返还给中介一定佣金，比例由双方协定，具体根据中介规模和学校实力确定。”

说到完成申请后的后续服务，Arina表示顾问会做定期回访。在学生到国外就读的初期，大约3至5天联系一次，关心学生在学习生活方面的适应情况。在基本稳定后，回访频率会根据学生的课业进度固定在半月或每月一次，成绩、出勤率、伙食住宿都在询问范围内。

按照Arina的工作经验，学生在海外遇到困难求助于中介后，一般处理时间需要1-2天，紧急情况也会立刻处理。

若学生反映的问题牵涉到学校，处理周期则会比较长。Arina表示虽然孩子出国后，与中介的合同就算终止了，但如果学生和家长有需要，他们还是会尽力帮忙，只是无法保证结果。

既然中介公司在国内鞭长莫及，那么校方是否会有特别关照呢?记者了解到，大多数寄宿学校会配有生活导师，但每位导师要管理大约10名学生，因此一学期中接触的机会并不多。还有一些学校设有专门针对海外留学生的辅导办公室，可是中国学生普遍比较害羞，面对“主动咨询”，往往望而却步，也有同学因为无法用英语(精品课)清晰描述情况，而使沟通无效，于是放弃求助。

对此，教育学博士金津表示大部分的中国孩子还不具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会更倾向于寻找成熟有经验的“大人”来提供帮助。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小留学生虽身处海外，但交友圈仍然以华人为主，当地朋友最多只占到三成，基本是室友或通过社团活动结识。不论学生本身性格如何，“边缘化”依旧不可避免。

正在英国布莱顿读本科的小F同学告诉记者，由于文化背景不同，难以融入外国同学相对“活跃”的娱乐方式。在德国念本科的小苏和小蔡也提到了外国同学的 party习惯，表示只会偶尔参加体验一下异国文化，但是经常如此的生活方式难以接受。“做点头之交的普通朋友没问题，但是要真正融入还是有挺大的困难。”小苏说。

而提起种族歧视，各位小留学生表示虽不太明显，但多少感受到隐隐的隔阂。

低龄留学利弊皆是长期，父母缺位不能全凭运气

尽管小留学生们在海外有不少烦恼，关于小留学生在海外伤人或自伤的负面新闻也频频见报，但这些消息并没有影响到愈发庞大的低龄留学队伍。

教育学博士金津认为，低龄留学能够在独立生活和文化适应方面带来正面影响。

“在国外必须学会独立、沟通和自我管理，这对个人长期发展有很多好处，在语言文化等具体技能上也会有更早的起点和准备。而从实际角度讲，早一点进入外国的教育系统，也更容易进入国外的好大学。”

同时，金津也指出低龄留学是一个“有风险的决定”。比如小J的经历很有可能带给他强烈的孤独感;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申诉成功，也会让孩子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质疑，进一步引发对所在国家和留学本身的排斥。

“孩子在国外至少有一个可靠的监护人，可以在孩子遇挫时给予帮助和安全感。”金津进一步强调家庭陪伴的重要性和父母缺位的长期弊端。

“当孩子还不足成熟时，所接触的人和环境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成长，父母的缺位也会强化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很多心理学、社会学都强调早年的需求缺失会影响一个人长远的发展，这个缺口将会如影随影地影响一个人的长期发展和选择。很多家长也许意识到他们的陪伴缺失给孩子带来的孤单，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补偿。但情感上的缺失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富足得到满足，长期的隐患还将存在。”

“我认为在家长考虑是否送孩子出国时，要立足孩子的性格，更理性地考虑收益和风险，做一个适合孩子的决定。这件事情不能交给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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